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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对我是很重要的一年，那年我拿到硕士学位，并首次参加了在哈尔滨举行的明史年会，算是迈进了明史的圈子。承办会议的刘秀生恰好也是傅衣凌的弟子，与李伯重、陈支平、郑振满都是师兄弟。由此我才能参加1989年在太原召开的明史年会，但当时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日后会在山西研究方面与当时承办会议的张正明有那么多的来往。 1989年8月，紧张的气氛尚未消散，但对会议和学术交流并没有造成十分明显的影响。正是在这次会上，我首次认识了科大卫。对于我们之间当时是否有过学术性的对话，已经完全记不得了，相信应该有吧？但应该没有谈到在山西做田野或者看碑这类话题。不过，会后我们一起到五台山考察，也一起合了影，由此开始了延续至今的友谊。当然我们两人也都不会想到，多年之后，我的硕士生韩朝建做了科大卫的博士生，博士论文写的就是五台山。 1991年，中国史学会、教育部社科中心、陕西社科联在西安召开首届全国青年史学工作者学术会议。会议的秘书组是由人大的王汝丰老师、近代史所的庄建平老师带着人大的华立、徐兆仁、北大的高毅、三联的潘振平和我组成的。由于与会代表的名额是中国史学会分配到省、各省史学会根据名额选拔出来的，一般每省的名额不超过3人，北京、上海这样的高校及科研院所较多的地方名额多一点。会议代表平均年龄33岁，最小的25岁。我们几位虽然是秘书组的，但都是正式代表，都交了论文。陈春声是广东省的代表，与我们同龄的与会代表还有彭卫、辛德勇等。到五年后在安徽大学召开第二届全国青年史学工作者学术会议的时候，我和陈春声都只能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出席了。 由于会议的性质，大家讨论的基本上都是理论与方法问题。比如陈春声的论文讨论的是中国古代数据的可信度问题，而我提交的论文是《论历史学家的直觉》，与日后所做的区域社会史研究都没有什么关系。但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契机，我们才能相识，而且巧合的是，我们当年都申请了美国的美中文化交流委员会（CSCPRC，当时该委员会的主席是魏斐德）的项目资助。当时我翻开委员会出版的通讯，发现我们两个的名字赫然在目，只是在1992-93年，他去了阳光明媚的UCLA，而我去了冰天雪地的明尼苏达。 我们这些人的相知基本上与我们后来共享的研究路径无关，但却应该有对相互之间学术立场的基本判断。我和刘志伟见面很晚，已经记不清确切的时间，大概要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了吧。据他回忆，他知道我的名字并留下印象，是因为1988年夏天，电视片《河殇》热播，一时万人空巷。我因不赞同其史观，便在播出后写了《论河殇的历史观念》一文，与之商榷，并在《光明日报》刊出。但一年之后，形势突变，一些报刊组织对《河殇》进行批判，我不愿做违心之论，撰文指出该片的创作动机是好的，只是对中国历史的认知比较片面。我当时不会想到——如想到自然也会觉得正常——本着学者良知的做法，为我日后获得朋友的接纳奠定了基础。 显示出共同的学术立场，或者受到了同行的关注，应该是在1994年8月于西北大学举办的第五届中国社会史年会上。科大卫、郑振满、陈春声、梁洪生、邵鸿和我都参加了那次会议，刘志伟提交了那篇著名的关于“姑嫂坟”的论文，但因当时他在牛津大学访问，未能与会。虽然此前陈春声等也参加过在沈阳举办的社会史年会，但在这次会上，社会史同行们才开始发现存在一个“田野派”，并围绕社会史的田野方法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可以说，如果说有个“华南学派”的话，“田野派”就是这个说法的雏形。 在这次会上，我认识了郑振满。他那篇关于莆田江口平原神庙祭典与社区历史的文章给了我很大震撼，后来我去莆田去看东岳观、木兰陂，听他讲乌旗白旗的械斗等等时，脑子里都是这篇文章。说实在的，比他关于福建宗族那本书给我的印象要深得多。不过，在那次会上，我还只是这个“田野派”的拥趸而已，因为我的文章还基本上没用过民间文献，对在田野中如何理解民间文献也基本上是门外汉。但这次会议，使我与“华南学派”的朋友们变得更熟悉，并从此变成了“一伙人”。 这次会后，我麻烦葛承雍帮忙租了个车，与科大卫、陈春声一起跑去了三原的城隍庙和耀县的药王山。那个时候，我们都还不知道，此次会议开始的8月2日，是我和陈春声共同的35岁生日。随后的9月，我开始跟随钟敬文先生攻读民俗学的博士学位。 1995年，便是前面提到的在牛津大学召开的那次重要会议。同年8月，陈春声、郑振满和我又参加了在北戴河举办的海峡两岸社会史会，在从北京到北戴河的火车上谈了很久。由此可知，90年代上半叶对于“华南学派”以及我与这个“学派”的关系是多么的重要。 此后数年，我与“华南学派”的联系渐多，也是开始学习和理解“华南研究”的起步阶段。1997年4月，时在牛津大学任教的科大卫邀请我参加在那里举办的“中国城乡：认同与感知”学术会议，在那里认识了科大卫的学生，时在利兹大学任教的沈艾娣（HenriettaHarrison），和刚去西雷瑟福大学任教的柯丽莎（ElisabethKöll），也第一次见到了耶鲁大学的人类学教授萧凤霞（HelenSiu）。记得那时，现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的卜永坚还没有博士毕业。日后回想起来，那时的研究的确鄙陋，上不得台面，因此也无法真正与相关学者交流，所以，尽管彼时与这些或长或幼的学者谋得一面，但他们当时对我肯定是没有留下什么印象的。 同年7月，我在职攻读民俗学博士学位的旅程结束，博士论文后来以《眼光向下的革命》为题，由北师大出版社出版。由于学科的关系，我不仅认识了民俗学科的刘铁梁、叶涛，认识了由民俗学转入人类学、社会学的郭于华、高丙中，也由此结识了马戎、周星、王铭铭、麻国庆等等一批人类学者，开始接触到人类学的许多重要作品。在另一方面，我有机会和他们、和民俗学科的学长学弟们一起去河北赵县范庄、井陉于家村、山西定襄等地进行——尽管是浮光掠影式的，但于我也是新奇的体验——田野调查。这种思想的升华和实践经验使我日后对“华南研究”的理解和学习、甚至对话有了可能，所以，尽管我不是一个好学生，但必须感激钟敬文师和民俗学科给我这样的机会。 虽然1992年我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明清时期华北庙会研究》，1996年又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论中国传统庙会的狂欢精神》，但研究路数显然与“华南学派”不同。不过，我非常愿意把他们的研究介绍给全国、特别是北京的学术界。1996年，我在《民俗研究》上发表了《田野工作与文献工作：民间文化史研究的几点体验》一文，介绍了陈春声、刘志伟、郑振满等人的研究。他们到北京来出差公干的时候，都会来到北师大附近聚一聚。从那时开始，我便被封为他们“驻京办事处”的“主任”。 1999年，我应陈学霖教授之邀，首次访问了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这个时候，科大卫应该还在牛津。不过，也正是在那一次，我受蔡志祥的邀请，顺访了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并做了报告，题目似乎是蔡志祥建议的，大概的意思是从中国史看华南研究之类的，回想起来，讲得肯定是云里雾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