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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来说，“明白事理”还是很缓慢的。1998年，我因博士毕业，可以开始指导硕士生。跟随我读书的两个杜正贞和张宏艳都是非常聪明的人，可惜我那时自己还懵懵懂懂，“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既没有帮他们打好传统史学的基础，也没有让她们去做田野、发掘民间文献，至今回想起来，仍觉内疚不已。唯一可以聊以自慰的，是与张宏艳合作撰写的《黑山会》一文，发表在《历史研究》上；与杜正贞合作发表了《太阳生日》一文（初刊于《北师大学报》，后收于司徒琳主编之论文集），并把她送去了香港中文大学，学习更为扎实的学问。 这些事情无非是说明，在90年代的后半叶，我只是与“华南学派”的某些人成为了朋友而已，与他们的学术主张可能还只能说是“貌合神离”。直到大约十余年前，我曾在某次田野过程中，对郑振满说：“我现在开始有点明白了！” 进入21世纪，我与“华南学派”的关系进入了第三个、也是崭新的阶段。2001年，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中心成立；同年，萧凤霞也在香港大学建立了社会人文研究所，这些学术机构的建立必然导致一些研究计划的开展，也加速了我与“华南学派”的密切合作。本年12月，科大卫、杨国桢、陈春声、刘志伟、郑振满、梁洪生、范金民、曹树基和我，以及若干研究生，从广东湛江一路行至广西北海及中越边境的京族三岛，其间所见所闻所议，已见诸张小也所撰《人文学者的工作坊》一文，不赘述。 好像就是利用这次机会，张小也抓住科大卫、郑振满和我，做了一次关于碑刻资料的访谈。那个时候，科大卫已经有了在香港搜集碑刻资料的经验，而郑振满和丁荷生已经在将他们搜集的碑刻编辑成《福建宗教碑铭汇编》，而我也开始搜集、抄录北京的东岳庙及其它碧霞元君信仰的碑刻。访谈于2002年1月刊登于《光明日报》，大约因此成为朋友们戏称我们的研究方法是“进村找庙，进庙读碑”的由头之一。 2002年，我们一起参与和筹划了一些很重要的事。那年3月，在做清水江研究的张应强的带领下，我第一次到了黔东南的锦屏县。那时交通不便，我们从桂林乘车出发，在山路上颠簸了10个小时，才到达目的地。从县城乘船沿江而下，登岸后接着翻山，到了苗寨住下，便已天黑了。那是我第一次住在干栏式的木屋里，也第一次在各家各户见到日后大放异彩的“清水江文书”，结识了像锦屏方志办王宗勋这样的朋友，感受到了苗族同胞的热情款待，也引发了我对清代西南边疆开发程度的浓厚兴趣。后来我在我的《社会史研究导论》课上，每次都会提到这个例子，是可以通过具体的区域历史勾连许多重大历史问题的范例。 这年8月，我到上海参加了第九届中国社会史年会。记得在会上，梁洪生介绍了他参与华南研究田野调查的经验体会，森正夫先生、王家范先生也就此话题做了报告，我则针对一些误解，解释了“华南学派”的区域研究之目的，实则是为了重写中国史。记得滨下武志先生接着我发言，进一步发挥说不仅是为重写中国史，还是为重写东亚史，重写世界史。 12月初，《历史研究》编辑部与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在香港联合召开了一次关于“新世纪中国史学”的会议，记得与会者有葛剑雄、商传、于沛、陈争平、虞和平、谢维扬、梁其姿、彭卫、汪朝光、黄宽重、梁元生、苏基朗、王子今、陈永发、马敏、陈红民、张国刚、金观涛、刘青峰、郭少堂、杨奎松、吴景平、刘志伟、陈春声、郑振满、王和、宋超、徐思彦等人。此会主题虽与“华南学派”无关，但前期的筹划却是由陈春声、刘志伟、徐思彦、王和与我共同参与的。在此次会议筹划过程中，《历史研究》主编张亦工兄极为支持，但却在会前查出身患癌症，于半年后便英年早逝了。也就是在这一阶段，《历史研究》杂志在将“华南研究”的影响推向全国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香港会后，我们这伙人跑去了海南岛。八年后，贺喜在她的著作《后记》中回顾这次海南之行，感叹光阴似箭，如白驹过隙。但对我来说，那时发生的一些事彷佛就在昨天。就其深远影响来说，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不是去了许多冼夫人庙、五公祠、丘浚祠堂和海瑞庙，也不是在五指山区跋涉时大家纷纷扎紧裤脚，以防山蚂蝗的叮咬，而是晚上在房间里的讨论。那个时候，虽然可能讨论声如雷贯耳，但滨下老师却可以在一听啤酒下肚之后，坐在椅子上安然入睡。就是在这样的场合，因缘巧合，我主动承应了在北京举办第一届历史人类学高级研修班。这个连续举办了13届才告一段落的研修班，不仅是许多人将我视为“华南学派”代表性成员的重要因素，也是日后“田野工作坊”这种形式在中国大陆逐渐流行的开端。 2003年暑假中，首届历史人类学高级研修班在北师大举办。这个班的经费是由萧凤霞的港大社会人文所提供的，包括教师和学员的食宿、旅行费用。还有部分费用给学员回去后完善自己的研究报告。研修班举行10天，前5天在北师大授课，学员主要是各地的年轻学者，讲者包括人类学者萧凤霞、庄孔韶，社会学者孙立平，历史学者科大卫、蔡志祥、陈春声、刘志伟、郑振满和我等。后5天到河北蔚县考察，形式是白天全天做田野，晚上19:30-22:30各组汇报和自由讨论。整个日程很满，也很辛苦。南方来的人水土不服，比如温春来严重腹泻，不得不半夜去医院急诊。 当时的蔚县还没有成为华北的旅游热点，著名的剪纸也还不是“非遗”，条件好点的宾馆似乎只有一家。不过令我们惊讶的，除了壮观的北城楼上的玉皇阁外，还有乡间那一座座格局基本保存完好的、明清时代的堡城，堡城内的庙宇及其中的壁画、皮影戏台和清代的题壁。记得学员们冒着酷暑，一起把以前埋入地下的几块巨大石碑拖出地面；记得卜永坚背来厚厚的几册《蔚州志》，边走边读，回香港后就迅速写出了文章刊出；也记得因为我们考察风景秀丽的飞狐道以及“空中草原”时，要求严格的科大卫认为有“旅游”之嫌，愤而将笔记本电脑摔在地上，吓得陈春声边说“不干我事”边躲得远远……，总之都成为多年后茶余饭后的谈资。 第二、三、四届高研班都是由我承办的，授课都是在北师大，田野点分别安排在临汾、济源和晋城。为了稳妥起见，我们一般都会先去踩点，比如2004年春天，我和陈春声、刘志伟、郑振满先随田宓（时为中山大学的博士生）去了内蒙古的土默特左旗档案馆，然后又去了洪洞等地。可能是由于过于疲劳，2006在晋城期间，我在府城村关帝庙里突发急病，住进了当地的医院。所以随后的第五、六、七届高研班，便都由中山大学接手承办，我也是间隔了两届，到第七届时才跟随去了江西万载，第八届在陕西韩城举办时，又由我来承接。故此，谢湜戏称我为第一、二、三、四、八期“校长”。 我之所以认为2002年底的海南之行十分重要，就在于当时决定了开办这个高级研修班。连续13届的这个班，参与学习的学员总计达数百人，有不少已经是教授、博导，分布在全国各地、甚至海外的高校和科研院所，成为各自的领域中的青年翘楚。无论他们是否继续从事历史人类学的研究，但历史人类学的理念与方法必然对他们产生影响，并藉他们得以传承和发扬。因此，我坚信在当代中国学术史上，会有这个班的一席之地。在整个过程中，萧凤霞在办班经费上的支持、科大卫全心全意的参与和中山大学、厦门大学诸友的核心作用，当然，还有我的历届学生们的辛苦，都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对我个人来说，早在90年代初，“华南学派”诸兄就在珠江三角洲、潮州和莆田等地开展过类似的活动，虽然并非对年轻人的培训，但田野经验要丰富得多，无论是在现场解读民间文献的能力，还是发现问题的能力，都远超于我。郑振满在读碑的时候，身边总是围着许多年轻人，听他讲自己的见解，所以被誉为“碑神”。科大卫自发表了《告别华南研究》的宣言之后，他的眼光当然不会限于珠江三角洲，对整个中国的不同地区，都怀有极深的兴趣，以我熟悉的山西来说，他就写过关于长治、夏县司马光家族和代县鹿蹄涧杨氏家族的故事，在每次高研班的10天里，我们边走边看边讨论的过程让我受益匪浅。 当然，类似的过程不仅发生在我们自己办的高级研修班。由于我们的做法效果比较好，时在台南任台湾历史博物馆馆长的吴密察联合成功大学也举办了两期类似的田野研习营，邀请了科大卫、陈春声、刘志伟、郑振满和我去授课，并以台南府城为田野点。后来中研院的李孝悌和王鸿泰在金门也举办了数次田野研习营，也是请我们授课加随同田野，与我们的模式相同。对于我来说，虽然不能像郑振满、陈春声他们那样将在地的经验与自己的研究结合起来，但也促使我思考了许多以前从未思考过的问题。 我必须庆幸前几年一时兴起写过几篇博客，记录了我参加这些活动时的点滴收获： ……这次去台南是在那里参加吴密察教授组织的工作坊。他和他的同事做了很好的准备工作，我于是有再一次到台南游历的冲动。此外，这次不是我一人乱跑，而是有陈春声、刘志伟、郑振满等很有田野经验的朋友一道，不是客气，我又学了不少东西。更重要的是，我正在写清初郑氏政权据台那部分历史。 我们和学员们观察的空间范围，就是清代台湾府城的范围。这是荷兰人在此建立的第一个据点，也是郑氏及其日后大陆人来台的第一个据点。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性时刻”，这里就代表着台湾；而在17世纪中叶的前后，台湾也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性地点”。这就是施琅、以及最终清帝国没有放弃台湾的意义所在。 从台南起步，重新理解台湾史，再重新考量我所谓的“历史性时刻”和“历史性地点”，似乎是实践我们这些人的所谓区域社会史或历史人类学理念的又一个绝佳选择（取自2007年8月30日的博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