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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关于孟姜女故事的系列研究是中国民俗学史上第一个公认的范例，也是迄今影响最大的一个范例。他的第一篇文章在1924年11月23日的《歌谣》周刊第六十九号发表以后，震惊了当时的学术界。北京大学的刘复教授读了此文以后，给以极高的评价，在给顾颉刚的信中说：“在《歌谣》六十九号中看见你的《孟姜女》一文的前半篇，直教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你用第一等史学家的眼光与手段来研究这故事;这故事是二千五百年来一个有价值的故事，你那文章也是二千五百年来一篇有价值的文章。”很多人被他的文章吸引，乐意为他提供研究的材料，有关孟姜女的唱本、宝卷、小说、传说、戏剧、歌谣、诗文，不断从全国各地寄来。他又接连写了一系列文章，其中尤以1927年发表在《现代评论二周年增刊》上的《孟姜女故事研究》最重要。这些文章以及其他学者追随他而撰写的文章在当时曾结集为三册出版，在八十年代初又合编为《孟姜女故事研究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印数为一万二千多册，毫不夸张地说，与民间文学、民俗学有关的师生绝对人手一册，拜读后无不“佩服得五体投地”。 在明清时期，各地民间为孟姜女广立庙宇，她的传说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故事的主要情节是：范喜良被抓去修长城，惨死后埋在城下;孟姜女为他送寒衣，哭倒长城，露出大堆白骨，她滴血认骨，负骨归葬。有的传说还有一段：秦始皇看中了她的美貌，等他满足了她的三个要求(秦始皇在三海关或别的地方为喜良造坟、修庙、披麻戴孝)，她却自杀了。顾颉刚的研究说明，这个故事的源头是《左传》对齐庄公的将领杞梁战死，杞梁妻不受郊吊的记载;《孟子》的记载变为杞梁妻善哭;汉魏六朝时期的许多记载又说她向城而哭，城为之崩。到唐代，这个故事的情节就定型了，如唐代诗僧贯休的《杞梁妻》说：“秦之无道兮四海枯，筑长城兮遮北胡。筑人筑土一万里，杞梁贞妇啼鸣鸣。上无父兮中无夫，下无子兮孤复孤。一号城崩塞色苦;再号杞梁骨出土。疲魂饥魄相逐归，陌上少年莫相非!”(见《乐府诗集》卷七十三》)后来，杞梁讹变为喜良，杞梁妻转换为孟姜女。 顾颉刚在比较了大量文献和民间资料后得出的主要结论与历史地理比较研究法如出一辙。他在从历代的文化中心上看这件故事的流传地域时说：“春秋战国间，齐鲁的文化最高，所以这件故事起在齐都，它的生命会日渐扩大。西汉以后，历代宅京以长安为最久，因此这件故事流到了西部时，又会发生崩梁山和崩长城的异说。从此沿了长城而发展：长城西到临洮，故敦煌小曲有孟姜寻夫之说;长城东至辽左，故《同贤记》有杞梁为燕人之说。北宋建都河南，西部的传说移到了中部，故有杞县的范郎庙。湖南受陕西的影响，合了本地的舜妃的信仰，故有澧州的孟姜山。广西、广东一方面承受北面传来的故事，一方面又往东推到福建、浙江，更由浙江传至江苏。江浙是南宋以来文化最盛的地方，所以那地的传说虽最后起，但在三百年中竟有支配全国的力量。北京自辽以来建都了近一千年，成为北方的文化中心，使得它附近的山海关成为孟姜女故事的最有势力的根据地。江浙与山海关的传说(从南到北万里寻夫)联结了起来，遂形成了这件故事的坚确不拔的基础，以前的根据地完全失掉了势力。除非文化中心移动时，这件故事的方式是不会改变的了。” 他显然是在用历史进化的观点和流传变异的观点解释孟姜女故事大量的异文。 闻一多在三四十年代完成了一系列关于神话和节日习俗的文章，如《伏羲考》、《龙凤》、《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说鱼》、《端午考》等，注重探讨研究对象的源流和本义，其理论方法是中国的考据之学与人类学派的“遗留物”说的巧妙结合。他在《伏羲考》的开头介绍，“‘兄妹配偶’是伏羲女娲传说的最基本的轮廓，而这轮廓在文献中早被拆毁，它的复原是靠新兴的考古学，尤其是人类学的努力才得完成的。” 文献记载伏羲与女娲或者是兄妹，或者是夫妻。人类学调查发现一些少数民族有兄妹配成夫妻再造人类的传说。他参照这种材料，于是相信伏羲与女娲的真实关系是“兄妹配偶”。文献记载只是历史残缺不全的遗留物，但是，借助人类学资料可以恢复历史真实。 闻一多对端午节的研究也是一个著名的范例。端午节的习俗是赛龙舟、吃粽子、系彩丝于臂。闻一多通过历史考证，并与人类学家的调查资料进行比较，认为这些习俗起源于原始的龙图腾祭祀。他说：这些习俗的起源恐怕至少在四五千年前。古代吴越民族是以龙为图腾的，他们就像海南岛黎人一样浑身刺绣着花纹，以表示龙子的身分，藉以巩固本身的被保护权。系彩丝可能是文身的变相。一年一度，他们要举行一次盛大的图腾祭，将各种食物，装在竹筒，或裹在树叶里，一面往水里扔，献给图腾神吃，一面也自己吃。完了，还在急鼓声中划着那刻画成龙形的独木舟，在水上作竞渡的游戏，给图腾神，也给自己取乐。这便是最古端午节的意义。 这种研究证明，现代人无法理解的风俗只有追溯到它们的起源(原型)才能找到它们的本义。这种研究尤其关心“原型”和“本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