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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有关民俗学主义（Folklorismus ／ Folklorism）的讨论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德国。经过鲍辛格（Hermnn Bausinger）等人的大力推广，民俗学主义在民俗学者对民俗传统和本体的再认识中逐渐成为国际民俗学界的共同话语，尤其在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初，形成了一次讨论热潮。如今在中国学术界，民俗学主义不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但这方面的专题研究仍然不多。我们还可以在目前的基础上继续积累研究经验和成果，以使得民俗学主义成为研究本土现象和反思现有范式的有效工具。自1990年民俗学主义正式传入日本以来，日本学者在这一方面做出了值得借鉴的工作。日本民俗学会于2003年刊行的《日本民俗学》“民俗学主义专号”可谓是其阶段性成果。本文以该专号为例，对日本学者有关民俗学主义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做一简介，试图为中国学术界今后的民俗学主义研究提供参照。 ［关键词］ 民俗学主义；日本民俗学；理论探索；实践 ［中图分类号］ K8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214（2007）01－0058－09 一、出版背景与编辑结构 （一）出版背景 日本民俗学会的机关杂志《日本民俗学》创刊于1958年7月1日。自1969年首次特辑出版“民俗学的方法论专号”以来，《日本民俗学》每隔一段时间编辑一期专号，至今共刊行了37次。其中包括对学术史的梳理和有关学理问题的讨论（19次）、年会或研讨会的报告论文（9次）以及专题研究（11次）。｛1｝ 近50年来，《日本民俗学》作为日本民俗学会机关杂志，在日本民俗学的发展过程中承担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尤其这些专号，就像日本民俗学的足迹，记录了日本民俗学者问题意识的转变过程（见表1）。 众所周知，自柳田国男于1929年发表《都市与农村》以来，日本都市民俗研究在柳田“城乡连续论”的基础上取得了发展。｛2｝在二战后的学科重建过程中，经过激烈的“民俗学性格争论”，日本民俗学逐渐确立了作为“现代学”的自我意识。｛1｝直到柳田国男过世后，以仓石忠彦、宫田登为中心的日本学者正式提倡和推广了都市民俗学。｛2｝如果从《都市与农村》的发表算起，到河野真于1990年正式介绍民俗学主义之前，日本民俗学已经积累了长达70年的相关研究经验。与此同时，研究诸如都市民俗、传统民俗文化的变异及其利用等问题，“不仅仅意味着研究对象从农村到都市的扩大，还是一个牵涉到民俗学存在方式本身的问题”（福田アジオ，1984：32）。在此期间的都市民俗研究成果，也促使了日本民俗学新旧范式的转变。在这种情况下，河野真关于民俗学主义的介绍文章，自然引起了较大反响｛3｝。它让日本学者认识到“已成为高度信息社会的现代社会中，都市不再被局限在有限的空间内部”（宫田登，1999：3）。过去，主要作为都市民俗研究的课题而被把握的诸如民俗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变异和应用、民俗学在此过程中所要承担的任务等问题，开始成为日本学者普遍关注的焦点。 从上表可以看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专号往往以有关现代性的问题作为主题。它们倾向于通过有关现代性的讨论，探讨日本民俗学今后的发展空间。｛4｝自1992年到2001年的“动向专号”｛5｝和“日本民俗学第200期纪念专号”也收入了大量有关现代性的论文著作。它们作为“当下民俗学概论”，｛6｝ 反映了当时日本民俗学的问题意识所在。除了以上专号，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日本民俗学》所收论文中，诸如“都市化”、“媒体”、“观光”、“乡愁”等与民俗学主义密切相关的词汇较为常见。有些个别研究者的问题意识也涉及到了诸如“人生问题热线电话”、“买春”、“手机”、“新生殖技术”等问题。日本学者逐渐认识到根本不存在能够区分民俗和非民俗的客观标准，所谓民俗“不是存在于民俗学研究对象中的结构或属性，而是通过研究者的认识才能确认其存在的某些东西……现在民俗学首先要做的，不是讨论如何规定民俗或传承，也不是探讨在多大的范围内把握它们，而是去理解民俗或传承如何成为生活的构成因素”（真野俊和，2001：227）。真野俊和于2001年在《日本民俗学的研究动向专号》总论中发表的这种观点，反映了当时民俗学主义已经成为日本民俗学的努力趋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