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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德语圈民俗学理论的中心话题，民俗学主义大概已经失去了力量”，“民俗学主义当然不是能够说明一切现代民俗事象的万能装置”。法桥量在接受有关民俗学主义的消极或否定意见的基础上指出，“现代德国民俗学把有关民俗学主义的研究成果作为前提，这便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他认为，假如德国有关民俗学主义的讨论中仍然存在值得日本民俗学继承的意义，那便是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即“不是研究民俗学主义，而是通过民俗学主义来研究”。 以上3篇论文均是对国外相关学术史的梳理。然而其问题的焦点并不在于梳理本身，而在于确认国外学者目前对民俗学主义的理解，并使之成为日本民俗学者在今后讨论国内民俗学主义现象或探索该概念有效性时出发的一个起点。亦即，这3位日本学者的尝试实际上也处在整个日本民俗学会的努力方向——“本土化”的过程中。｛5｝ 三、本土化的实践案例 （一）加原奈穗子《作为地域意识创造源的桃太郎——以冈山桃太郎传说为例》 众所周知，柳田国男在《传说论》中把扎根在特定空间中的传说比喻为因“不可视的因缘”而生长的树木（柳田国男，1975：76）。加原奈穗子的这篇文章便把研究对象瞄准为“桃太郎”传说，讨论了它在“三大传说地”｛6｝之一冈山县吉备路一带如何被编入到当地的时空中，又如何成为当地地域意识的象征。 根据加原的考证和分析，冈山县的桃太郎传说属于一种标准形式，仅从传说本身看难以被视为冈山县固有的传说。她指出，桃太郎传说和冈山县之间的紧密关联是出现在最近一个世纪的现象，也是当地人不断地把有关冈山县的众多事物连接于桃太郎，对此赋予新的意义，进行重新解读的结果。首先，加原列举了二战前的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日俄战争时期冈山县内的一家点心公司把自家制造的“吉备团子”解释为桃太郎传说中的“吉备团子”，再把凯旋而归的士兵视为“击败恶鬼的桃太郎”，并作为他们出售商品时所做的广告；另一个例子是1930年在昭和天皇访问冈山之际，当地艺术家难波金之助在《桃太郎的史实》一文中所提出的假说——“桃太郎传说是以冈山县‘吉备津彦命’传说为原型的史实”｛1｝。这两件事情大大提高了冈山作为桃太郎故乡的知名度，坚固了冈山和桃太郎之间的关系。 其次，加原把目光转移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列举了桃太郎在逐渐形成观光热潮的背景之下，作为创造地域意识的“核心”而被利用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深受冈山县民爱戴的“桃太郎县长”三木行治，利用桃太郎而进行的行政活动；另一个例子是吉备路一带的旅游开发，以难波金之助的假说为前提，把有关吉备津彦命的史迹替换为桃太郎传说中的地名，借此塑造冈山县作为“桃太郎传说之地”形象的始末。当加原进行访谈时，有些冈山人把诸如“冈山火车站前的桃太郎雕塑”、“冈山桃太郎节”等因三木行治的行政活动而出现的事物，当做他们之所以认为冈山和桃太郎之间有关系的依据。有些地方精英也经常把吉备津彦命传说作为依据，在冈山县的历史中解释桃太郎和冈山之间的关系。在加原看来，这些都是桃太郎从一个虚构的传说人物转变为地域象征，并在地域内部得以渗透的结果。“这些被展现的新事物仍然可以成为地域意识赖以成立的依据，也可以承担作为传承媒介的功能”，“来自诸如报纸、史书等文字媒体的信息和由口头传承的信息融为一体，使得古代吉备国的历史和桃太郎之间的联系得以渗透，为桃太郎作为地域意识创造源的地位打下了极其重要的基础”。加原富有说服力的分析，反映了地域意识不仅在地域内部所共享，同时还在与地域外部之间的互动中积极被创造的事实。 这篇文章中，加原把有关桃太郎传说的民俗学主义现象编入到形成地域意识的复杂过程中，并把它视为该传说所具有的创造能力的一种表现。一方面，加原把民俗学主义研究从真假的评价层面提升到了学术研究的层面；另一方面，她成功地描述了传说因地域社会的需要而生成、最终成为地域知识的过程，促使了对因柳田国男对“传说”概念的限定而被捆牢已久的日本传说研究进一步的反思。｛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