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八木康幸《关于伪民俗与民俗学主义的备忘录——以美国民俗学的相关讨论为中心》｛2｝ 从概念的提出到现在，国外有关民俗学主义的讨论始终以德语圈的研究者为中心。从20世纪60年代末，英语圈的民俗学者开始接触民俗学主义，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对民俗学主义的理解不很成熟。｛3｝ 他们较普遍地直接引用德语folklorismus一词，用斜体来表示此为外来概念。到出现译词folklorism之后，他们讨论民俗学主义仍然主要是对德语圈民俗学界的讨论结果的一种输入。 而八木康幸的这篇文章之所以要梳理英语圈民俗学界的相关学术史，主要有3个原因：首先，有关民俗学主义的讨论通常涉及到美国民俗学者道尔逊（Richard Dorson）所谓的“伪民俗（fakelore）”，我们有必要在与伪民俗的关联中理解民俗学主义；其次，我们在了解德国民俗学主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还需要关注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相关研究动向，借此把前者得以一般化，把民俗学主义在更广阔的视阈中定位；最后，虽然由岩竹美加子编译的论文集｛4｝很好地反映了美国民俗学的现状，但该书为民俗学主义分出的篇幅却不多，而且其所收论文的作者对民俗学主义概念的理解值得商榷，｛5｝我们仍有必要进一步明确美国民俗学者目前对民俗学主义的理解。 八木在文章中梳理了自20世纪50年代道尔逊的伪民俗批判至1999年叔密汉兹（Guntis ？譒midchens）有关民俗学主义的最新展望论文之间，英语圈民俗学者对伪民俗和民俗学主义所做的讨论。实际上，这一段历史也是学术研究和公共应用因伪民俗批判而隔离，相互排斥到取得和解的历史。最初一段时间里，由于概念含义较接近，民俗学主义和伪民俗被混淆在一起，成为道尔逊等人所要批判的对象。｛6｝ 尽管如此，民俗学主义毕竟不同于伪民俗，它并没有把研究者的价值取向蕴含在其中。德国学者通过民俗学主义超越固有价值观念，对以往研究体制所进行的解构工作，为那些正处在反思思潮中的美国民俗学提供了可参照的先例。经过美国学者对伪民俗批判的再批判、前苏联和东欧各国学者的实践，德国有关民俗学主义的讨论在美国有关公共民俗学的争论中逐渐得到了反映。直到1999年在来自拉脱维亚的叔密汉兹《再论民俗学主义》中，民俗学主义从一个如同伪民俗的外来概念成为国际学术界从此开始相互讨论、交流意见的出发点。｛7｝ “在英语圈民俗学界始终处于边缘位置的民俗学主义，正因为其边缘性质，（在学术研究和公共应用之间）反而承担了仲裁者的角色。”八木康幸在如此总结这一段历史之后指出，“就像琳达·德克（Linda Dégh）所实践的，或者就像叔密汉兹所希望的，可以再费力劳心去探讨民俗学主义作为概念或分析工具的有效性。而这时，除了真假与否，还需要考察其审美性、伦理等方面的问题”。 （三）法桥量《德国有关民俗学主义的讨论的去向——显露的领域和局限性》｛1｝ 在德国民俗学界，民俗学主义的“发现”推翻了过去根深蒂固的诸如传承的连续性（kontivit？覿t）、稳定的共同体（gemeinde）、由此产生和继承的民俗等在认识论上的前提。由于民俗文化由二手（second－hand）所中介、利用、展现的事实要求研究者动态地把握文化过程，它同时也推动了德国民俗学在方法论上的转变。由于河野真已经以莫泽尔和鲍辛格为中心描述了早期的德国民俗学主义研究，法桥量在这篇文章中把目光放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梳理了德国民俗学在诸如惯行研究（brauchforschung）、地域文化、地方政治、社会主义体制等领域所展开的有关民俗学主义的讨论。法桥量把这30余年来的讨论视为“以二战后急速且根本的社会变迁为背景，在从过去对民俗学来说不言而喻的‘常民’、‘农民’转变为‘居民’、‘市民’的过程中、或者在‘传承文化’、‘民俗’被置换为‘日常文化’的过程中出现的范式替换的成果之一”，并给予了积极评价。 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德国民俗学有关民俗学主义的讨论以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初为高峰，之后逐渐冷清了下来。20世纪80年代在德语圈民俗学界，前后出现了对于相关讨论成果所做的总结性工作，｛2｝也开始出现了那些欲与这一概念保持距离的研究者。一方面，这些学者批评民俗学主义作为学术概念过于宽泛。诸如面对随着概念的泛化而出现的“政治民俗学主义”此类的众多领域，沙菲（Martin Scharfe）把民俗学主义称做“标签公司的大量生产物”，认为“已经无人把民俗学主义作为坚固的工具来思考、组建、使用”；｛3｝ 另一方面，他们也指出民俗并非是唯一被利用的文化资源，民俗学主义所唤起的问题意识已经十分接近于欧洲文化·社会人类学的问题意识。因此，波德曼（Ulrike Bodemann）等人强调，我们有必要重新检讨民俗学主义和“复兴（wiederbelebung）”等其他学科术语之间的差异。｛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