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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川村批评了在日本民俗学者之间普遍存在的一种倾向，即坚信必定存在由人们传承的真正“民俗”，并把它作为前提，称除此之外的群体在除此之外的环境中所构成的现象为民俗学主义。一方面，川村肯定民俗学主义概念让研究者看到了过去视而不见的众多现象，从而在反思和解构固有研究范式的过程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他也指出，假如继续把对象局限为二手对民俗的利用或商品化，那么，有关民俗学主义的讨论不会得到更多的展开，应该根据在日本较特殊的制度或媒体现状之下的具体事例，进一步地提炼民俗学主义概念，挖掘它除了在学术史上所具有的有效性之外的可能性。为此，川村提出了广义地理解民俗学主义概念的必要性，并设计了大概的概念框架：“以研究者或媒体为中心的‘外部’视角，从历史和空间上对人们日常生活实践的各个方面进行对象化，同时用民俗学的学科话语来规范其对象的特质。这时，‘外部’视角任意选择的对象被称为民俗，其特质（传承内容）和承担者（传承母体）被重构，作为某种民俗类型而被归纳到已有分类体系之中。在此过程中，对象的部分属性往往游离于对象本身，作为新的领域导致分类体系的分支化。”显然，在这种框架中，民俗学者完全没有必要把研究对象局限在诸如观光产业、新兴节日等方面。“只要人们在某种制度性的布置中想起民俗，称之为民俗，那么在它周围的所有互动力量都成为民俗学主义的研究对象。”令人深思的是，从川村的观点来看，甚至“今天我们研究民俗学，作为民俗学者来行动，这些本身可能需要作为一种民俗学主义而定位”。 川村之所以关注民俗学主义和媒体之间的关联，主要是因为民俗学主义始终在它和“外部”视角之间的互动中得以展开，而媒体便是二者在此相互接触的主要领域。他对于石川县的山王节在电视节目和当地网页中的两种表象进行了详细比较，指出了所谓“民俗”完全有可能因媒体类型和主体立场的不同而改变其属性。据川村的分析，全国性的电视台所编制的节目和由当地人管理的网页，虽然都把同一个节日作为对象，却在如下3个方面形成了鲜明对比：首先，前者把节日理解为信仰观念的表露，后者则把它理解为存在于现场的实践行为；其次，前者把节日描述为一种无时间性的静态事象，后者则把它描述为在传承过程中不断变化的动态事象；最后，当表现节日时，前者运用存在于该地域外部的相关信息或民俗学的学科知识来对此附加意义，后者则按照地域内部的价值观念来表现民俗。在那些不怀疑真正民俗的存在的人们看来，这种差异大概意味着媒体类型的不同，是因为不同类型的媒体按照各自的性格及其表现特征，来强调一种真正民俗的不同侧面而自然导致的。然而，川村劝阻民俗学者在尚未充分检讨其他媒体（如地方报纸、由地方组织举办的杂志、旅客拍摄的图像等）的情况下，如此急促地下结论。目前我们还无法否定另外一种可能性的存在，即所谓“民俗”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本质或实体，其属性每次经过媒体的表象而被重构，其性格或意义也随之得到更新。 川村认为，为了探讨“民俗”这种能动的、呈现其生成能力的侧面，从广义上理解民俗学主义是必不可少的视角。在这种开阔的视野中，作为真正实体的“民俗”和作为间接表象的民俗之间的对立关系将会消失。当然，川村深知如此把握民俗学主义，将会从根本上动摇、威胁有关“民俗”的已有定义和概念框架。但他还是坚持认为，“假如回避这些问题，那么根本就不可能在现代社会中捕捉‘民俗’”。民俗是否是经过不同的媒体被重构的？是否在这种媒体背后存在真正的民俗？川村所提出的问题，或许是分别属于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常见图式，按照研究者立场的不同可以得出不同的答案。但是他也提出质疑：“叫做日本民俗学的学问体系，曾经回答过这一问题吗？”他要求民俗学者再次确认一个事实，即日本民俗学是直到近代以后，随着印刷资本主义的渗透，人们通过文字媒体能够了解全国情况之后才出现的产物。自柳田国男等早期民俗学者发现“民俗”的那一时刻起，它实际上就是一种民俗学主义。 川村的这篇文章大大扩大了民俗学主义概念的适用范围，甚至扩展到了该概念所能承受的最大限度。在如此广泛的概念范畴内，民俗学者一直维持河野真所谓的“平衡”｛1｝显然是不可能的。川村的意图似乎也在于破坏这种平衡，要从失去平衡之后可能会出现的动荡中，获取日本民俗学借此进行解构和重构的动力。至于他所操作的民俗学主义概念能否成为日本民俗学者从中看到更多景观的“玉手箱”，我们还无法预测，只能继续注视日本民俗学主义研究今后的动向。 本文原刊于《民间文化论坛》2007年第1期，注释请参见纸媒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