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先，我想向各位介绍一下我的两个“家园”：一个是我的学术“家园”，即欧洲民族学，另一个是我的“家园”城市柏林。我希望这些有关柏林以及我和同事们在那里的工作的概述，能够给大家一些关于我们所说的“都市民族学”的印象。都市民族学这一领域，也是我目前为数不多的“户外”研究范围中的一项工作，它能够使我获得几个小时的时间，得以逃离书桌和各种行政事务。 一、欧洲民族学 为了避免引起误解，我首先要说的是，欧洲民族学的目的，不是要探索欧洲的那些未知的部落、仪式和文化。那是殖民时期我们的前辈同行在非洲或亚洲等欧洲以外地区所做的工作，这样的时代早已过去了。今天，欧洲之外的田野研究是以合作的形式来组织进行，而且大多是由“本土”学者组织或协助开展的。 我们目前更多地是要观察欧洲内部及其周边地区的社会文化进程。举例来说，这些进程包括有关民族和国家认同的问题、基于心智的地区性或宗教性问题、人口流动和移民问题、日常生活中的仪式和象征实践问题，等等。人们也可以说，这是一种“家乡民族学”，它主要关注自身的文化实践，要在自己的家门前寻找“陌生”。 就方法而言，这就意味着要阅读文本、观察图像和事物、分析象征物和话语，而最重要的，是“参与观察”、“心智地图”、访谈和传记性叙事。总之，这种田野研究是在社会化的人的生活空间和生活习惯之内进行的。 因此，我们要探寻大众与日常生活的经验和想象，考察社会中的人和他们自己的世界。通过这些，我们希望能够达到对这样一些问题的理解：哪些是我们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中的原则和秩序?哪些是生活中的日常事务和惯例?社会与区域或社会阶层、代际与性别之间的区别在哪里?它们存在于价值观和信仰、存在于生活方式和个人爱好当中吗?“自我”和“他者”这些有关认同的观念，是如何建构文化差异性和奇异性的界限的?是根据国家和民族的因素还是按照社会与文化的方式? 由笑话、文学、电视或电影展现和创造的那些普遍的形象、想象、成见、陈词滥调和传统，它们都是有关大众观念和信仰的基本材料，同时也是我们研究的基本材料。这是因为，那些关于“我们”和“他们”、关于国家、民族或地区认同的想象，属于我们在欧洲已经延续了两个多世纪的“认同大游戏”的组成部分。而这项古老而严肃的游戏，由于1989年德国柏林墙倒塌之后发生的重大政治社会变迁，得到了一次强有力的复兴。 这里我要引用一小段文字，这段文字尽管不是新近写作的，却是这种“认同游戏”方面最有启发性的一个例子。它是由法国前总理阿里斯蒂德·白里安 2 以诗的形式所作的。作为一个切实的“欧洲人”，他在19世纪20年代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写了下面的诗行，想象出了一系列民族国家的成见性形象。 一个俄国人——知识分子 两个俄国人——芭蕾舞公司 三个俄国人——革命 一个意大利人——曼陀林琴 两个意大利人——黑手党 三个意大利人——战败 一个德国人——学究 两个德国人——啤酒派对 三个德国人——战争 一个法国人——胡言乱语者 两个法国人——恋人或夫妻 三个法国人——会议 一个英国人——白痴 两个英国人——体育比赛 三个英国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1920！） 一个美国人——一杯鸡尾酒 两个美国人——两杯鸡尾酒 三个美国人——三杯鸡尾酒 我想诸位对白里安在欧洲历史和认同方面所做工作的大致信息都很了解。这方面的信息，是由历史、政治、文学和心理等诸多方面的叙事编织而成的。而这些叙事又是我们有关欧洲的共同文化记忆的组成部分，它们被创作为小说、艺术、笑话以及电影等等，因此能够被我们全部加以了解。 当然，这里我并非要详细地叙述这首诗及相关内容，尤其不是要强调作者本人对于美国精神的态度。但我希望这个简短又富于讽刺意义的例子，能够帮助大家来了解我自己的研究领域所关注的核心，那就是：我们社会世界的文化表现是如何被话语和想象所建构的?它们是如何被组织成象征符号和实践的?它们是怎样活在多种传统与记忆当中、活在各种生活方式和生活传记当中的?欧洲民族学始终寻求发现一种特定的视角，一种特定的、共情的观点，来理解生活的“文化状态”，或者理解各种文化模式的“社会逻辑”。 以上是对我们柏林学界民族学的观点和任务的基本情况的简要介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