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个话题：近些年来，柏林的许多大事件都是围绕勃兰登堡门发生的。最早是“爱之游行”，汇聚了逾百万年轻的Techno音乐迷的游行。现在则是“克里斯托弗大道节游行”，有大约五十万的男女同性恋者参加。这些游行者，都会穿过勃兰登堡门，把巴黎广场作为他们展示自我的舞台。到了夏天，每两周都会有数千名轮滑爱好者在这里集会。他们沿着同一条路径，怀着对其历史象征的重视，穿过勃兰登堡门，把这个门当作他们进入这个城市度过“冰刀之夜”的入口，然后沿着菩提树下大街继续前行，并在市中心盘桓数小时之久。 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围绕勃兰登堡门进行的，而且都把巴黎广场当成表演的一个舞台。活动的参与者都声称他们旨在促进世界和平，或者是代表着少数族群，或者是为表现城市文化的一种新类型而进行的“政治运动”或“社会运动”。而且，他们都声称对这些公共空间拥有合法的使用权。 围绕勃兰登堡门的这三个主题，大约可看作是一种典型情况，这种情况几乎在任何一个大城市里都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发生。 另外，还有其他一些有关在城市中的民族学的话题，我们也正在试图进行研究。比如移民团体、族群属性问题以及宗教认同问题——在柏林，有近百万的外国移民，其中大约有30万穆斯林，他们构成了一个十分强大的宗教共同体。又如青年文化和城市音乐景观——这种文化是一种势不可挡的景观，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景观和团体，各种各样的音乐和舞蹈、俱乐部和场所(我们的学生晚上也经常去参与这种活动，部分是为了去做调查研究，同时也是为了去娱乐)。再比如在柏林和其他一些大城市中旅游文化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文化产业的兴起——旅游地点的“制作”，少数民族跳蚤市场的展示，或者柏林乐团，都构成了一个新的全球性城市市场的一部分。 这些都是在都市中的民族学所关注的现象和问题——事实上，我们也希望能在巴黎、莫斯科或巴塞罗那等其他大城市观察这些，从而发现在都市中生活的人的文化实践和活动，并研究这些活动的内部结构和秩序。 下面我们进入第二个观点，即“有关都市的民族学”的概念，它的核心思想包含以下几层意思： (1)今天的这些大城市在某种程度上是作为行动者的形象出现的; (2)它们拥有自己独特的风格、魅力和感觉; (3)它们代表集体的理想和身份认同; (4)这些身份认同通过诗歌、小说、叙事和象征物来“制造”，通过绘画和电影来展现。而这些诗歌、小说、叙事等等又被出租车司机、旅游者、艺术家和学生来消费和复制。 因此，大城市是被从两个方面来构建的，一方面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另一方面是一个“想象的世界”，而且不可能把这两个方面分割开来。这些大城市在特定意义上是“被象征化”的世界，在我们全球性的心智地图中，所有大城市往往会被理解成某些特定的“著名地点”。比如，提到巴黎，我们就会联想到爱情和埃菲尔铁塔;提到纽约，就会想到“9·11”事件和曼哈顿;提到伦敦，就会想到女王、滚石音乐和切尔西足球俱乐部;说到北京，就会想到毛泽东、皇宫和天安门广场。 这些“城市标签”，是为旅游者而设立的，但同时，城市居民也像旅游者一样，生活在对他们自己来说依然具有“新鲜”和“陌生”感的城市中，也在消费这种“城市标签”。因为从目前来看，我们都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了象征意义和象征权力的“城市世界”当中。“城市标签”的相关内容当然属于“有关都市的民族学”的研究范畴。 有关“城市标签”的行动，我们仍然以柏林为例来加以说明。这里要举到的例子，是德国议会大厦。 德国议会大厦建于19世纪末，是德意志皇帝作为赠予第一次国民大会的礼物而下令建造的。它是德国除勃兰登堡门之外第二大具有历史象征意义的重要建筑。 如上所说，这座议会大厦最初是被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国民议会所使用的。后来，随着帝国的垮台，这座大厦就成了魏玛共和国用以探索民主形式和民主政治的议会大楼。在1933年2月，大楼被纳粹分子烧毁，而希特勒则成为国家元首。 1945年之后，在二战末期，这座议会大楼成了介于东西方之间的一块“无为之地”。这座被损坏但还没彻底毁灭的建筑向人们展示了战争和时代留下的创伤和疤痕：在它的后面，是柏林墙和全副武装的士兵;在前面，则是闲暇时间供土耳其家庭野餐和孩子们踢足球的草地。 议会大楼一度成了城市中无人管辖的一块地方。它看起来是一个在历史上受到极度“污染”的建筑(在政治和文化上有很多污点)，它之所以没有被使用，不仅是由于它地处东西柏林边界特殊的地理位置，而且是由于它“不光彩”的历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