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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柏林的空间与文化 我们最近的研究领域——这里我要转向另外一个话题，也是我自己目前真正关注的问题——是有关大城市的历史和生活，也即城市或都市研究。在最近的20年间，都市获得了重新发现，曾被视为现代、现在则被看做后现代时期的“实验室”。大城市作为某种通向未来的窗口，同时也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形式，不再仅仅代表着“民族国家”的生活世界，而是代表着“全球性”、“世界性”的生活世界。 在这里，我既要介绍“城市中的民族学”，还要介绍“有关城市的民族学”。首先来说一说前者。 城市中的民族学指的是城市的“内部视角”，比如观察人们生活和工作的习惯，观察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观察生活方式和青年文化。由于都市的规则往往会顾及任何大城市中不同生活方式的存在，比如生活与饮食习惯的多样性、不同的家庭与婚姻形式、不同的服饰样式和爱好、多种的语言和多样化的宗教等等，其社会文化的异质性体现在所有作为“城市原则”和“城市品牌”的空间和环境当中。 我们试图检验所有这一切——在伦敦或纽约，在莫斯科，另外我们希望不久以后也能在北京。于此同时，我们尤其致力于在自己的家门外，也就是在柏林，来观察这种都市形象，界定城市的生活方式。而在自己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探寻“陌生”的因素，是新兴的“家乡民族学”所主张的理解自我这一核心观点中的组成部分。 下面，我来向大家介绍我们是怎样开展工作的，同时要让诸位看一些有关柏林的基本信息、影像和图片。 公共空间——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它并不是一种实体的存在。它其实是一种社会实践和文化想象的建构，同时，它还是实践与想象的体系，其结构包括：政治与社会生活是如何组织的;这种生活是怎样在社会结构和城市地区以公共的形式得以运行的;它是怎样被设置在社会空间的阶序之中，又是怎样铭刻在个体和集体的心理地图之中的。 这些心理地图，对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取向是很有帮助的。比如，人们最好事先知道，在新加坡的大街上吐嚼过的口香糖或在公众场合喝香槟酒，将是一种可能付出昂贵代价的享受;反之，这两种行为在罗马都是允许的，然而你却不能在公众场合嘲讽意大利足球和教皇。这些可能不是最突出的例子，但它们却能够表明我们是习惯于某一类象征秩序的，我们知道在公共空间应该怎样行动——在这里，空间被视为历史、文化和意义的景观。 这些象征的秩序和规则，大多都是在很长时期内稳定不变的，它们分散在特定的社会与象征领域。比如，不同年代的旅游指南，充当着某种记录城市的气质、公共空间及其文化的工具，而伦敦、巴黎以及北京的某些部分，是由那些城市气质和秩序所构建的。 以柏林为例，就像我下面要讨论的那样，今天的形势已经很不一样。因为在那里我们可以发现，柏林的城市景观、公共空间和城市秩序更加开放，更加不确定，更加多变。我们能够看到，柏林的象征性地形图似乎有各种不同的地图作为底本，所依据的尺寸和维度也多种多样——这是过去五十年中柏林作为一个“分裂的城市”的必然结果。它使得柏林在重新合并也即1989年之后，仍然没有一个关于这个城市的基本的政治与社会变迁的“共同的地图”和“共同的成果”。 1989年发生的突变，的确从根本上改变了柏林的城市生活和象征秩序，这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东、西方突然相遇——东柏林人和西柏林人先是都成了德国人，接着成了欧洲人;曾经处于边缘地带的“边境城市”变成了一个国家的首都;历史被表述成了当下;实体建筑开始被用一种具有历史和社会象征意义的方式来解读。 所以，今天的柏林看起来是一个在空间上无序的、被不同的有关城市气质的社会理解和社会意义所编织的城市。同时，有关城市空间的不同形式的斗争和社会表现策略方面的问题也相当突出。具体而言，就是谁拥有这个城市，也即拥有城市中特定的空间和地点。 下面我给大家举一些有关公共空间象征意义的争执方面的例子。 首先是在柏林引起了很大争论的一个象征空间，即巴黎广场，那里有一个著名的勃兰登堡门 3。 有关勃兰登堡门的第一个话题：勃兰登堡门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一直是柏林和欧洲政治与空间划分的一个非常著名的象征。今天，勃兰登堡门仍然引起了很大争论，争论的主要观点有两种：(1)作为德国战后历史的象征纪念物，这个建筑在1945年至1989年东西方对峙时期所具有的的空间隔离意义目前是否应该予以保留。(2)勃兰登堡门作为巴黎广场周围整体建筑的一部分，其在前纳粹时期的历史地位和景观是否应该加以重建。 当地的权威都倾向于通过重建广场从前的轮廓和建筑，来降低勃兰登堡门作为冷战遗迹的象征意义的分量。这种方式也为私人调查员在勃兰登堡门周围的工作提供了便利。于此同时，作为一个铭刻“记忆”和“历史”信息的地方，这个门以及巴黎广场，现在也是举行政治活动和各种大事件的重要舞台。 第二个话题：在勃兰登堡门以南一百米左右的地方，有一大片空地被保留下来，建造“大屠杀纪念碑”，以纪念希特勒和纳粹对犹太人进行的种族灭绝事件。这个纪念碑，在记住历史的同时，也为巴黎广场的象征性地形图做了一个新的脚注。纪念碑在两年前向公众开放。它由美国建筑师彼得·艾斯曼设计和建造，是由波浪形状的墓石组成的。 然而，在勃兰登堡门和纪念碑之间，美国政府建立了一个新的大使馆。根据FBI对安全方面的建议，大屠杀纪念广场的一部分也被大使馆纳入了到一个需要安检的范围之内。 那么，这个地方究竟是一个纪念场所还是一个需要高度安检的区域呢?这样的做法，无论是在空间还是在象征意义上，都导致了一种矛盾和冲突。有关这种冲突的广泛讨论，至今仍然在公众和政客之间持续进行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