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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尽管布派希望从音位的定义中排除明确的意义，但是在事实上，（a）最小辨异对子（minimal pairs）｛1｝的使用仍旧需要从本地语者对其异同的判断中得出。（b）即使是布派观念上的音位也必须能并入本地语者认可的有意义的、真实的而又恰当的话语中（不管语言学家是否了解话语的意义）。我难以否认音位区分中的心理特质，即使布龙菲尔德着实希望将心理因素减至最小。正像埃蒙·巴赫（Emmon Bach）表述的观点： 语言学资料不仅提供物理事件，还有与之伴随的本地语者对于事件的判断……语言作为文化的产物，如果脱离本地语者的判断，将不能得到充分的研究。 当相同的句子、短语或单词被重复时，只有本地语者的判断才能说明事实。（Bach，1964：34） 不可否认，派克在一定意义上强调了分布材料在确认非话语行为的意义中所具有的重要性：“我们认为一个非话语行为的基本目的和意义就像话语行为一样，应在客观地评价得自于反应的客观分布材料的过程中被探察。”也就是说，一个行为的目的不能直接得自于参与者。（Harris，1968：157） 语言分析中存在着类似的情形，如在lovingly一词中ly的意义，参与者不会有意识地加以辨识，但语言学家却可以在动词末尾ly的不断复现中推断个中就里。同样，参与者也不会有意识地辨识某些行为的目的，但是观察者却能凭借细心观察它们的分布以及在不同语境中关于它们恰当与否的反应，赋予这些行为以明确的目的。然而，派克认为无论如何都不应禁止在操作中对于目的的直接引导。最后，巴赫的观点可以诠释为只有本地参与者的判断才能认定某些行为是不是相同行为素的复现。 如何进入人们的头脑 判断一个概念是主位抑或客位，需要考察它描述的是居于社会参与者头脑中的事件、实体和关系还是处于行为流中的事件、实体和关系。依此，一个实体是内在还是外在于某些社会参与者头脑中的问题需要运用具体的操作对其进行解答。派克明确地阐述了一种不乏操作性的主位与客位定义。“两个单位”，他写道，“在工具性的测量中显示出客位上的差异，只有在人们对行为体系所做出的不同反应中，二者才具有主位上的区别”。但是用派克的话来说，必须理清“从人们的行为体系中得出的不同反应”（Harris，1968：38），以使至关重要的操作能被清楚地显现。据此，派克所说的引导操作（eliciting operation）或许意味着：当一个事件E1在行为流中发生，人们对该事件的反应不同于对事件E2的反应，那么E1和E2便具有主位意义上的不同。但是必须搞清的是，仅仅通过观察人们在行为流事件的自然过程中所做的行为，是无法进入人们头脑中的。观察人们在行为流事件自然过程中的作为只能导引出客位而非主位上的差异。当然，关于人们头脑中的思想也总有可能从纯粹的客位材料中推断。但是，也正像派克和许多研究者所持的观点，陌生者进行研究时，他们的自我预设将使之误入歧途。举一个我在巴西小镇上做田野的例子，我注意到不少儿童上学或去周末集市时，总是只穿一只鞋，对于他们的想法做出的合理推测便是小孩子喜欢打赤脚，穿一只好过穿两只。通过询问孩子及其父母，才发现行为的主位目的却另有隐情。信息提供者觉得穿两只鞋当然最好，但是对于穷人家的孩子来说，兄弟姐妹分穿一双鞋确是很必要的节俭之道。 进入别人思想的方法是与他们交谈，询问他们的想法和感觉。如果这些问题以中规中矩的方式提出，并旨在描绘参与者如何看待世界时，就是所谓的引导操作。就像弗里克（Frake）指出的，认知人类学推崇的基本概念是“断定一组可对比的反应，这些反应对于某个确定的、在文化中有效的引导语境来说是恰当的”。（Frake，1962：76）引导操作的组合模式是通过最小辨异对子来辨识音位的差异。在派克的构想中，如果穿一只或两只鞋是相同或相异的形式－目的单位的表现（特征与表现模式），如果在特定的场位孩子们步行到学校属于“恰当的”举止（分布模式），那么对于穿鞋子的同等测试需含有引导本地人的判断。 引导操作需要先预设社会参与者已经学会将思想和行为中一定类别的差异看做是可以对比的，而另一些为不可对比的，并且对于一定种类的思想和行为的发生，参照不同的语境视之为适当的或不适当的。主位分析的目标就是描述“系统”的结构，由该系统中产生出这些关于对比与恰当的本土判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