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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分析社会学家的职责之前，让我们从显而易见的或每个人都知道的观察开始吧(或许每个人都知道的根本就不那么显而易见，甚至可能还是错误的)。尽管当你观察地球时，它像薄煎饼一样非常扁平，但今天我们并不属于这个扁平的地球社会。具体到我们对社会制度的知识预设，我们则更可能是错误的。至少，我们很容易找到这样的例子，比如"破损家庭"或单亲家庭的数量在过去一个世纪里激增--这是人们普遍了解或相信的。但如果我们回过去看维多利亚时代，其稳定、完整的家庭和当代混乱的家庭之间存在着一个富于戏剧性的变化。实际上，单亲家庭的比例在维多利亚时代比今天要高得多--这不是离婚的一个结果，而主要是在相对年轻群体中的死亡率更高的结果。再者，人们都知道，英国特别容易发生罢工，导致工业混乱主要是因经济方面的缺陷造成的。然而，许多统计显示，英国罢工的发生率与其他许多发达工业国家相比并不是特别高。再举一例，瑞典自杀率相当高--这一点众所周知，在北欧人忧虑的个性中，或许由于长时间地忍受社会党政府，产生了一种忧郁消沉或悲观绝望的个性。事实上，瑞典人不会炫耀自己日益高涨的自杀率，而且永远也不会这样做。 在对社会现象的研究中，不应低估社会研究对纠正错误或偏见所做出的贡献。因为有些研究可能常常采取偏见的形式，从而导致狭隘和歧视，甚至可能抑制一些合乎需要的社会变迁。而揭示社会生活某些方面所持有的观点究竟多么有效，当然是社会学家的任务之一，即使这些观点对于别的人来说是显而易见的。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社会研究的结果可能常常是缺乏创意的，因此，被认为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可能确实需要再加以证明。而且，大家都知道许多社会制度的诞生就是社会学分析和社会研究的结果。有人认为大量社会研究--常常由政府机构或调查机构实施的，而不仅是由大学里的社会学家来实施--已经深入到现代社会的日常运行里了，我们认为这是想当然的，但不参与人人都知道的事情中去，就根本不会了解其中的部分情况。我们知道西方国家的离婚率普遍比20-30年前要高，但容易忘记的是我们有相当多的社会调查参与统计这类现象。 假如这就是社会学应做的一切，那么就没太多值得骄傲的。社会学所要做的不仅是要纠正我们对社会现象所持的错误观点--虽然社会学的一些倡议者实际上把这作为它的唯一贡献。正如我开始所说的，作为一个行动者，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应该知道自己所要做的以及为什么去做。在行动中，我们不可能还去担心行动是什么，或者那些行动是否存在。比如，我不会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就首先开出支票，也不会不知道一系列诸如"信贷"、"开户"、"银行"等复杂的概念和规则。在某种意义上，行动者总是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以及这样做的原因，且必须在更为广阔的制度背景下对某一特定行动的诸多因素加以考虑。因为我们不仅要知道这些因素，而且我们还必须了解这些因素对促使行动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对此，我们并不需要社会研究来了解这些因素。 这种知识--包括我们生活其中的社会习俗的知识--因此不能取决于社会学的解释，或许的确如此。实际上，我想要指出的是，关于社会行动，人们通常会考虑到的不外乎四种问题，这四种问题不会与个体总是知道的行动内容与原因相抵触。这四种问题彼此间有着逻辑关联性，并为理解社会学家的职责--也为社会学是一门关于什么的学科提供了答案。 再来看看开支票的例子。现代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开支票意味着什么，但对于一个来自没有银行或者根本就没有任何金融体制的文化背景的人来说，他就可能不知道开支票。换而言之，对于一个人或群体熟悉的规则，对另一个人或群体则不一定熟悉。这不仅在不同社会类型之间是正确的，而且在不同社会内部也是正确的。我们都生活在同一社会的不同领域，而生活在别的环境下的那些人的行为模式对于我们来说，就可能不很清楚了。要说明生活在某一特定文化背景(cultural setting)中的人对另一个特定文化的了解(反过来也一样)正是社会学家的职责所在。这可以称之为社会研究的人类学时期(且其意义值得关注)。比如，我们注意到，对社会生活中文化多样性的区分往往也是揭示人类行为共同理性的一种方法。为了说明特定文化背景或特定社区中的习俗，就需要我们领会行动者的意图和原因，如果不作这些说明，它就可能完全被我们所遗忘。 这里有许多与哲学相关的复杂问题，我不想低估它们。要找到这类例子相当容易。在充满冲突和敌意但又不断互相依存与分裂的世界，跨文化背景下的相互理解变得犹为重要。这种跨文化交流的正弦图(the sine qua non)是有效进行社会研究的人种志工作(ethnographic tasks)的结果。比如，文化差异把普林克顿(Brixton)的西印第安人(West Indian)社区与富裕的白人地区(和怀特霍尔)区分了开来，这就好像跟由于文化差异而把伊斯兰教革命与西方文化区分开来一样是正确的。当然，文化差异的缩小并不会必然导致以前存在的冲突的减少。对敌人了解得越多，其敌意产生的合理性或必然性就可能会变得越来越清晰。尽管如此，这一点也不应该导致我们怀疑文化人种论(ethnography of culture)在促进相互理解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在学术领域与之自然相对应的是社会学和人类学走上紧密结合的道路。 让我们再回到开支票的例子中去(并不是完全为了金钱)。我们都知道开支票是指什么，但这不等于说我们知道所有关于开支票应知道的规则。假如我在公共汽车票背面，而不是在银行提供的单据上签写，那么支票还会有效吗?决定我们行为习俗的大部分知识不仅具有连贯性特点，而且还是实用的。为了开立银行户头和兑现支票，我们不必详细了解银行制度。假如我们被要求这样做的话，也没必要知道"支票"或"户头"究竟是什么。我们都知道什么样的钱在日常生活的货币交易中没有麻烦。但是正如一些经济学家所声称的，要明确地给金钱下个定义是很困难的事情。就像圣·奥古斯丁(St. Augnstine)在他著名的关于时间的观察报告中所说的，我们都知道时间是什么--直到有人来问我们。 由此可得出许多不同的推论，但我只想说其中的一个。这就是我们的话题--我们所能够说明的--关于我们的行动及行动原因，仅仅只涉及了我们在日常活动中所做的某些方面，这些活动有非常复杂但又不是不着边际的一面，它特别对社会学和其它社会科学有益。在这里，我们说社会学在研究我们已知道的事情并非是自相矛盾--虽然我们能够常常意识到这一点，但并不一定能够完全了解它们。换个说法，诸如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在其著名的观察报告中所写的一样，我们关于社会习俗的大量知识包含了能够"继续"社会活动的各种背景。我们设法要完成的研究只是兴趣大小的问题--而且这种研究有着丰富的结果，这一点我会在后面尽力说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