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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至此，我一直所分析的社会学家的所为似乎意味着社会学是一成不变的，社会学实践者们在其研究对象和方法上似乎完全达成了一致。其实，这两个假设都是不成立的。下面，我将进一步揭示当今社会学领域中正在发生的一些变化，并要指出这些变化将会把我们引向何处。就像整个社会科学一样，社会学在最近几年里经历了巨大的变化(mutation)--库恩(Kuhn)在其科学哲学著作中使用了该术语后，人们并没有滥用它，且其对我们论述社会学思想发生变革仍具有合理性。这些变化既涉及到理论本质，也涉及到方法论。 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时，人们就为20世纪的社会学发展制定了一些实质性议程和方法论的内容。社会学起源于现代性(modernity)的来临--即起源于传统社会的分解和现代社会的巩固与发展过程中。确切地说，对于到底什么是"传统的"，什么是"现代的"至今还是一个旷日持久的争论。但这种情况十分常见。随着工业主义的到来，数以百万的人从农村迁移到了城市，尤其是大众民主化的发展和其它一些重要的制度性变迁，使得新旧世界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场始发于欧洲和北美内部的一系列变革正日益推向全球，且至今仍在全球各地风驰电掣般地疾驶着。社会学就是产生于对这种变革道路的探索，且直到20世纪还深深地留有其初创时的痕迹。 一方面，就现代性与传统相比较而言，社会学的主要思想流派过于强调那些内在于工业社会本身的趋势和机制。其结果，无论是被历史所淹没的还是在世界其它地方继续存在的，传统社会在本质上常被视为毫无积极意义的。人们认为对于工业秩序的有效发展来说，传统只是一种陪衬而已。因此在社会学和人类学之间产生了分裂。现代与传统之间的这种分裂导致了学科派别的产生。而现在，人类学已不再把自己只局限在对"他者(otherness)"的研究之中了，社会学也不再只知道将现代社会与其它社会形态连在一起来加以考察了。 "现代性"这个词在20世纪确实揭示了其本质上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性。当我们意识到因现代性而建立的各种制度并非凤毛麟角时，我们会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当今的生活正受到现代性的影响力所支配，而且这种影响力是任何人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都是无法逃避的。然而，社会学与其它社会科学才刚刚开始联合起来同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增长的世界体系打交道。今天，我们似乎生活在一个加速变迁的社会发展阶段，随着21世纪的临近，我们经历的社会变革将如同早期的现代社会中所发生的一切一样蔚为壮观。毫无疑问，如果要试图理解并巩固这种社会变革，主流社会学理论与观念就不能不进行彻底反思。在这些变革中，可能会被单独提出的至少有：伴随着计算机和机器人技术而迅速发展的技术革命;随着基础工业产品向东转移，西方老的工业经济基地明显地被侵蚀;所有的工业社会将会进一步卷入到被日益整合的全球劳动分工中去;随着选举与政治支持模式的重整，西方民主中的政治不满情绪将会更加普遍;由于科学和技术不断应用于武器系统中，核武器威胁的阴云将会进一步加重。 以上列举的变化是可怕的，我当然不是想宣称社会学是唯一可应对它们的学科。尽管在20世纪后期有关知识性和实践性问题可能会令人退缩，但它们无疑会在性质上超越所有的组织或机构。也就是说，它们都具有社会学的基本意义。现在，社会学事业对于整个社会科学和当代知识文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了。坦白地说，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正处在美好图景与全球性灾难之间。我们甚至很难确信哪一种情况最有可能发生。这是现代性所遗留给我们的，同时也的确超出了18世纪和19世纪那些乐观的社会学创始者们的设想。因为在他们看来，现代性无论如何都会实现人道的和理性的社会秩序。但就当今社会的发展趋势来看，我们不得不视这些设想是不成熟和盲目的。 尽管如此，我们必须坚持社会学创始者们著作中所隐含的实践意图，必须通过实践去维护社会学在改善人类环境方面的雄心壮志。这一结论同时也使我回到了开始所提出的话题上。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学使人不安的特性就来源于它在社会变迁的实践管理方面的特殊地位。社会学正处在诊断治疗(diagnosis)和病症预测(prognosis)的张力地带;而且这是我们在过去几年中大量讨论的另一个领域，它使我们能最终弄清社会学能够及应该承担怎样的角色。 如果没有对社会学方法论问题的分析，这些讨论就不可能被理解--公平地说，关于重新评价社会学家是做什么的，社会学家们最近的观点相当激进。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大部分早期的社会学创始人，都试图从自然科学中找到他们自己研究领域的逻辑和方法。这种想法一直在都受到挑战，因为它很难与我已讨论过的那些人类行动的特征相融。其结果，社会学这门学科--甚至是整个社会科学--倾向于被划分为两种主张：一种认为社会学是一门关于社会的自然科学;另一种则认为社会学本质上是人文主义的。依照前一种观点，任何缺乏一整套经过精确度量的社会生活规律都是不可取的。另一方面，在反自然主义者(anti-naturalists)的眼中，那种模仿自然科学的社会学是带有欺骗性和误导性的。这种方法论上的分裂，通过对比以概念化的形式--在"理解(Verstehen)"与"说明(Erklaren)"之间(这两个概念来源于德国历史主义的传统)--提出来已经有许多年了。双方都承认自然科学与说明(explanation)有关，所不同的只是"说明"的领域是否也可以扩展到用来解释人类的社会制度。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了将"理解"从"说明"中分离出来是对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一种误导。简要地概括复杂事件--这一自然科学哲学中的命题已变得广为人知了，即理解(understanding )或解释(interpretation)对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一样重要。另一方面，即使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一般法则方面有逻辑性差异，仍没有充分理由怀疑它们所具有的因果属性(causal attributions)。因此，我们必须在概念表面上抛弃"理解"与"说明"之间的争论。继续使用社会"科学"一词，不仅会有积极意义，而且无任何负面效应。在逻辑清晰的理论形成和严格规范的经验调查方面，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是，社会科学不是徒劳地跟在自然科学这艘豪华舰艇后面的破船。尽管它们拥有很多相同的航程，但他们毕竟是在不同的海洋上航行。因此，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存在着深厚的差异，但是这与是否存有诸如"说明"之类的概念无关。当然，它们与我在别的地方称之为"双向解释"(double hermeneutic) 相关，这个称呼无疑有点笨拙。与我早先努力强调的一样，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研究的主题是运用概念，它们通过建构概念来理解行为的本质。如果一个社会学观察者不能较好地掌握社会生活所涉及的一系列概念(推论的或非推论的)，他就不可能准确地描述社会生活，更不用说进行因果性说明了。 坦率地说，所有的社会科学都要依附于一定的概念预设，并将此视为它们努力的逻辑条件。社会学家要发明他们自己的概念性语言用语，他们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我已经在前面阐述过了--他们要努力掌握社会制度的各个方面，而这些都是行动者概念中所没有描述过的。然而，与自然科学不同，在社会科学领域--无论是在社会学、政治学还是经济学中--都没有办法使观察者的概念性工具(apparatus)不被外行人士随便挪用。换句话说，虽然社会科学家们为了分析社会而创造了各种概念和理论，而这些概念和理论却在社会世界内外广为传播了。社会科学中最好和最新的想法往往会被社会行动者自身挪用和利用，而这些想法是否会在现实中得到例证则是必须要考虑的事情。琼·巴尼斯(John Barnes)适当地表述了这一思想，他指出，相对于"那些没有经过训练且不会对自己的社会制度采用分离看法的人，以及那些没有机会与其它社会建构安排进行仔细比较的人"来说，社会学能使我们"运用一个更见多识广和更有远见的关于社会情景的观察视角"。因此，他对社会学的评价是："关注制度中的规则与规则缺失的学科"，另外他还说："在社会学家的概念性工具和那些寻求理解自己行为、情感与信仰的人的世界观之间存在一种双向(two-way)或辨证的关系。" 然而，这种双向关系值得我们认真考虑，因为抓住它的本质会引导我们在对待社会学对现代社会的实际影响问题上进行重要的重新评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