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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用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关于肢体语言的著名报告作一个例证来予以说明。 要成为一个行动者，他不仅必须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而且还必须用看得见的方式把这个行动演示给别人。我们彼此都希望在自己的行动中保持一种"控制警戒(controlled alertness)"，并通过受过训练的肢体外表、姿态和面部表情的控制来做到这一点。戈夫曼指出了"呈现"给别人的，并由此而经常捍卫作为行动者身份象征的体态仪表是多么复杂难辨。通过分析没有这些体态仪表时的情况，能够很好地洞察紧密控制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公共表现。据此，我们可以调查孩子们的行为，因为学习长辈受控的肢体语言需要花费孩子们好几年的时间。例如，我们可以研究肢体动作中的一些障碍--舌头打滑、姿态或面部表情的失控。关于这一点，虽然在这里我不能详细追述，但在戈夫曼和弗洛伊德(Freud)之间有着十分有趣的联系。 在阅读戈夫曼的书之后，社会世界似乎再也没有类似的情况出现了。最恼人的姿势也充满了潜在的联想，这些联想并不都是令人愉快的。但为什么会这样呢?对于戈夫曼的大多数读者而言，是什么使他的著作容易产生一种洞察世事的感觉呢?我认为，是因为这些著作论及了什么是亲密和熟悉的且又不是不着边际的内容。它揭示了什么是我们在社会世界已经和必须认识的但又不是胡乱认识的东西，所以它促进了我们准确地了解自我。从这一点上来看，说我们已经知道了要详细研究的内容并没有什么矛盾，但这种研究的结果还远不能自言而喻。这正如对语言的研究一样都是重要的，语言学家穷其一生来研究我们已经知道的，而且，他们必须了解言说者的能力，但这决不是要放弃语言学的重要性，或者与其它研究领域相比减少其需求。 我们要区分大多数行动的意图和原因，必须要有两个限定条件--即我们都居住在文化各异的有限环境中，以及我们通常能鉴别少数复杂行动的传统规则。而现在，我们还必须加上第三个限定条件：也就是我经常说的，我们的行动经常会产生一种未预期的结果，尤其当我们对行动表示异议时，这种未预期结果表现得更为明显。 我们知道，现代金融系统依赖于交易中的公众信誉。为了保持交易，金融系统必须要有规则。在某个时间里，银行其实只有银行存款的一小部分钱。因此，虽然，每个存款人能及时取出他所有的存款，但所有存款人不能同时取出所有的存款。假如银行出现挤兑，接之而来的是它必须付清全部欠款的信誉将会急剧下降，甚至可能因此而导致银行破产。银行顾客很少有人(或者没有人)故意发动这样的挤兑，即使产生了这样的行动，其结果也不一定是他们所预期到的。大量有意图的行动(intentional actions)产生了未预期的结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银行挤兑的例子便是一个特例，但也不是那么很特别。例如，有一个社会学家就经常把这些未预期结果统称为"放纵的结果(perverse consequences)"。下面这个例子就是例证。弗罗里达洲政府为了援救濒临灭绝的短鼻鳄，把射击和捕杀短鼻鳄列为非法。但是那些沼泽地区过去能让农民勉强赚些钱，现在，政府认为把沼泽用来养殖短鼻鳄以供人猎杀变得浪费了。结果，农民为在地里种出庄稼就把水排干，短鼻鳄的栖息地由此消失了，农民也从应该得到保存的区域里被赶了出去。 我们可以再把对城市修复项目的研究作为一个例子来进行考察。在美国，针对城市修复项目专门制定了立法，以迫使一些破旧的建筑主人修复房屋达到标准，特别是达到房屋出租的标准。结果，一些房主完全放弃了他们的房子，而另一些房主对房屋进行了改造以不断提高租金，或干脆把房屋改变为不收租金的旅馆。最终结果使得本区域内的低收入群体以及住房日趋恶化的夫妇租房的数量大为减少。 当然，不是所有未预期结果都是放纵的。斯格林(Schelling)就提供了下面一个例子。20世纪30年代，为了给遗失银行储蓄的人提供补偿，引进了联邦储蓄保险。 通过激发彼此间的信任，这种保险确实有助于消除可能出现的问题。同样，那些有意纯粹自私的人可能无意间对集体利益做出贡献，那些发自内心做事的人也可能对每个人的利益做出贡献。他们成了高斯(Goethe)所说的魔鬼(Mephistopheles)，即"总是有意作恶和行善力量的一部分"。"放纵"是一种特别有意义和趣味的未预期结果，之所以这样说，一部分是因为在一些例子中，它仍带有强烈的讽刺和悲剧色彩，而在另一些例子中又带有喜剧色彩;而更主要的是因为它们表现出来的自作自受的结果是社会政策制定的一个普遍特点。然而，在我看来，不仅社会学家能够和应该做这些事情，而且要研究社会干预所带来的一系列放纵的结果。对整个社会学界来说，强调分析有意图行为的未预期结果是多么重要。因为作为社会行动者的我们，必然又是社会生活的创造者，但同时，社会生活却又不完全是由我们自己的创造的。 尽管上述我所列举的未预期行动结果的例子是孤立的，但在社会分析中许多行动的未预期结果都属于这种类型。没有人能够预料到俄罗斯1917年革命的整个后果，即使是列宁(Lenin)和其他布尔什维克，都急于沿着某种轨道推进历史的发展。剧烈的社会振荡犹如世界大战的爆发似乎永远是无法预料的结果。因此，行动的未预期结果不限于一系列孤立的事件。当我按正确的句法说英语时，我不是故意要再现英语的句子结构，只不过是正确说英语的一个结果罢了，即使我说英语的能力相当一般。总结这一观察现象，我们可能会说，无论这种再现是否受到有意图和人为因素的制约，未预期结果都深深地嵌入在社会制度的再现之中。对什么是有意的，什么不是有意的研究是社会学最为重要的第四种类型的任务。 如果允许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把社会学研究的每一个方面联结在一起，就需要许多解释。就拿贫穷循环的例子来说，在城市内破败不堪的地区，我们可能会找到几代连续贫困的群体，这些地区学校极度糟糕，教师花在维持课堂秩序的时间比花在正常教学的时间要多得多，叫学生按教学大纲学习是压倒一切的问题。当这些学校毕业的孩子们离开受教育的地方后，在找工作时他们的机会必然是非常有限。因此，他们跟他们的父辈们一样也生活在破败不堪的区域。这些区域的学校设备极糟……如此循环下去。这样的贫穷循环不是由任何那些身受其影响的人，也不是由任何别的人有意造成的。它是由有意图行为和未预期结果混合发展而形成的。但我们应注意到，这些行为和结果有一种回返影响(a feedback effect)，以致于它们会成为下一步行动的条件。社会生活从整体上讲是真实的，并构成了前面提到的文化多样性与情境性的联系点。假定所有的行动都处于一定的时空环境中，那么我们所有的人都会受到制度秩序的影响，这些制度不是我们任何一个人单独制定的--或许也不是我们集体制定的--而是有意建立的。 尽管在一些描述中，一个人所做的一切都是有意图的，但这并没有让他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在日常生活的惯例中，我将促进社会制度的重构。正如我前面所强调的，社会制度不仅是行动的背景条件，而且还理所当然地进入到我们的一切行动中。同样，我们行动的构成和重构也是他人行动的制度性条件，就像他人的行动构成了我们行动的制度性条件一样。把我列举的几种不同的社会学任务结合在一起，可以看到其关键性的概念就是我常常称之为的社会生活的循环本质。当我从事日常生活的活动时，我利用了已经形成的惯例--即以一种既缄默同时又非常复杂的方式--去做。但正是这种利用惯例的过程重构了它，在一定程度上就像别人的行动和我自己的行动表现相互约束与影响一样。因此，我的行动就这样嵌入在制度扩展的结构性特征之中，并成为一种超越时空限制的构成要素。 在社会学里，引用最多的方法论表述可能是涂尔干(Durkheim)的一句话："我用来表达思想的符号系统，我用来偿还债务的金融制度，我在商务关系中用到的信用制度，我在工作中遵循的习惯做法等等，所有这一切都不是由于我对它们的使用而发挥作用。行动、思考、感觉的方式具有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显著特点。" 这一表述的要旨没有不对，但结论有错。因为涂尔干实际上否认了我们每个人都具有的能动性。即使他不告诉我们，也完全可能知道他的这一观点，更何况我们自己并不总是有意图的理性行动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