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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普遍认为社会科学--不仅社会学--不能成功地发挥优化决策的作用。也许这甚至成为最终一条让社会科学批判者得逞的理由。毕竟，我们得认识到通过技术的运用，自然科学已经对我们与物质世界的互动产生了冲击。自然科学已明显地使我们增强了所作用的物质环境的控制能力。难道就没有谁能宣称社会科学拥有平等的地位吗?这正是因为物质技术能提供一种使我们能够驾驭自然力量的方式，但还没有哪种社会技术能够使我们用同样的方式控制社会生活。 然而，如果我们按照双向解释的含义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就会有一种彻底不同的眼光。那些讨论该问题的人，特别是社会科学的哲学家们，在社会科学的技术过程中，已经坚定地将关注重点放在了建构概念的行为上。没有人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过这件事。但社会科学的概念并没有产生一个独立的学科主题(subject-matter)，也没有考虑这些概念的真正所指。社会科学的"发现(findings)"常常嵌入在其所描绘的世界当中。让我从几门社会学科中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在十五世纪早期，布丁(Bodin)、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和其他人就产生了几个关于政治权力和政府的新颖想法，他们不只是简单地描述独立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变迁。他们帮助建立了国家形式，这些形式是从那些社会变迁中产生的。如果没有诸如"公民"、"主权"和"政府"等概念，以及这些概念被执行人员所掌握与遵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就不可能存在。政治理论反过来又与它要说明的内容紧密相关，即阐明现代国家中的政府机制。十八世纪后期以后，在经济学和社会学上都有与之非常相似的情况。经济学的讨论不仅使我们能够理解(有限地)现代经济的运行，而且它已经成为现代经济的基础。改变"经济的(economic)"或"工业的(industrial)"等词的用法部分地是由学院经济学家们在论文中孕育而成的，它们的使用促进了将一些概念引入经济活动的新领域，这些概念构成了那些领域的内容。这样，经济学自身也被卷入现代经济系统持续和变迁的过程之中了。 就社会学作为现代社会制度的完整写照(whole spectrum)来看，也存在同样的问题。社会统计学的校勘就是这里可以举出的最好例子之一。因为就事情表面来看，统计调查似乎离抽象最远而离真相最近。关于人口分布、生育模式和死亡率，或者婚姻、家庭的统计学，看起来都只是对客观现象进行量化分析(当然，在一定意义上它们也的确如此)。但是，正如我一开始所强调的，社会统计学也以一种基本方式参与现代社会的建构。如果人口统计学的特性不能被有规律地描绘和分析的话，现代社会就不可能存在。在对阶级分化(class divisions)、科层制(bureaucracy)、城市化(urbanism)、宗教(religion)及其他领域的研究中，社会学的概念有规律地进入我们的生活并帮助我们重新定义社会生活。 要从这些概念中推导出理论十分不容易，但它们却相当重要。一方面，我们能够明白为什么社会科学里最辉煌的创新思想也有变得陈腐的危险。毕竟，一旦它们成为我们社会生活组成部分的时候，它们就成为我们日常行为模式的一部分，过于熟悉就会变得近乎麻木。每次，当我拿着护照出国旅行的时候，我就在实践上证明了我对主权概念的领会;这不再具有新意，而完全是现代生活的常规部分。确切地说，正是因为社会科学生产的知识被社会自身所采用，才使得这些知识没有一个很好的积累形式。谈到这儿需申明一下，我不是说我们不必逐渐掌握比过去更多的关于社会制度的知识，或者不必在概念和理论方面持续创新。但是从某种角度看，社会科学的成就往往被它们绝对的成功所淹没。另一方面，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能严肃宣称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更强有力地影响着"它们(their)"的世界--人类社会活动的领域。社会科学自身曾以一种最基本的方式卷入现代性的变革之中，而且这种变革正是社会科学的基本主题。 这样看来，我们没有什么可选择的。社会科学的实践冲击(practical impact)既是深刻的，也是不可避免的。现代社会，与组成它又独立于它的社会组织一起，就像是学习机器，不断汲取知识以便调整它们的自我控制。因为总有反常的未预期结果和社会变迁的意外性，我们可以假设这样的知识掌握过程是永远没有尽头的。然而，社会学习(social learning)的能力是现代性留给世界的遗产，依靠它我们可以预知未来。面对加速的社会变迁，只有社会自身能够不断调整它的制度，才能自信地迎来预期的未来。社会学是这种反思性的主要方法。因此，一个社会培养富有活力和想象力的社会学文化的状况将是评判该社会具有弹性和开放程度的主要标准。 * 本文内容是1986年1月29日安东尼·吉登斯在剑桥大学所作的就职演讲，该文已收录到其《社会理论与现代社会学》一书中。由文军博士主译的《社会理论与现代社会学》(Giddens, A.(2000)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即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1.Erving Goffman: Behavior in Public Places, New York: Free Press, 1963 and other writings. 2.Sam D. Sieber: Fatal Remedies,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8,p.59. 3.Thomas C. Schelling: Choice and Consequen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8. 4.Emile Durkheim: The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London:Macmillan,1982, p.51. 5.参见： Harold Gaefinkel: 'A conception of ,and experiments with, "trust" as a condition of stable concerted action', in O. J. Harvey: Motivation and Social Interaction, New York: Ronald Press, 1963, p. 222. 在引用中，我稍微作了删减。 6.Philip Larkin: The Whitsun Weddings. London: Faber and Faber,1971,p.33. 7.Anthony Giddens: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4. 8.J.A.Barnes: Sociology 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1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