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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俗文化学的兴起 一个已经进入文明阶段的国家，它的社会大都有上下阶级的存在。那些不同阶级的人群，彼此不但在经济上、政治上、社会地位上有明显的区别，在文化上也显然有着“楚河汉界”。从历史文献的资料看，我国至少从商代起就有这种分化的社会状态。自那以来，随着时代的进展，这种阶级分化的状态就更加强化了。到了近代，上层阶级社会的贵族、富豪的文化，跟社会中、下层一般民众的文化不仅是互相区别的，互相对立的，乃至于是互相对抗的。单从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看，情形就很显然。长时期对封建社会（以至于后来的半封建社会）中，那些拥有财产、握有权力的上层人士，他们当然拥有符合自己要求和趣味的正统文学。但是，广大劳动人民和城市人民，他们既然有自己的生活和观感、欲求，也有那从原始社会继承下来的文艺传统，因此，必然也要产生和享有自己的文学。但是，在那样时代里，上层人士，一般都抱有成见，对于这种中、下层的文学，是鄙视的，是否认它的价值的。其它，对于中、下层社会流行习俗、伦理，乃至于作为共同体的重要标志之一的语言（民间语言）也同样受到蔑视。 自然，一个由世代共同生活形成的民族共同体，由于社会的分化，不同阶级的文化，彼此有互相区别，乃至于互相抗拒的一面；但另外又有互相关联，互相渗透的一面。实际的情况是颇为复杂的。但不管怎样，总的说来，前者（即对立面）是主要的，或比较主要的，后者（即联系或渗透）是次要的，或比较次要的。 由于上述原因，人们在对待传统文化问题上，就存在着怎样对待传统文化中的不同层次的问题（不管对待者本人是否意识到）。具体一点说，他肯定或否定的是社会中哪一个层次的文化？是肯定或否定上层社会的文化呢？还是肯定或否定中、下层社会的文化呢？这结果和意义是有区别的。试举个例子。晚清的康有为，是主张改革的一位大人物。他所参与的“百日新政”虽然昙花一现，总算是近代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他反对君主专政、反对科举制度，主张开议会、办新学、振兴工商业，就是要有限度地改革封建制度、文化。但是，他要求实行君主立宪，要保护孔教和旧伦理；至于像“五四”时期那种抨击儒教、正统文学及主张用老百姓口语代替文言等做法是他所反对的就更不用说了。这就是说，康有为等虽然迫于严峻形势，主张有条件地改变上层的文化，但实际是要保存那文化的所有者——上层社会，因此他决不可能用高度热情去赞扬中、下层的文化，甚至把它拥为正统，或让它去代替某些上层文化（像用口语作新诗）。这只是一个例子。但从这里可知道由于立场或主观见解的不同，对于同样的传统文化，结果看法是有差异的。 “五四”时期，那些从事新文化活动的学者们，大都是具有爱国思想和受过近代西洋文化洗礼的。同时他们又是比较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他们觉得要振兴中国，必须改造人民的素质和传统文化。而传统文化中最要不得的是上层社会的那些文化。至于中、下层文化，虽然也有坏的部分，但却有许多可取的部分，甚至还是极可宝贵的遗产（这主要是从民主主义角度观察的结果，同时还有西洋近代学术理论的借鉴作用）。尽管在他们中间，由于教养等不同，在对个别的问题上，彼此的看法有参差的地方，但是在主要的问题上却是一致的。这就形成了他们在对待传统里中、下层文化的共同态度和活动。为了便于称呼，我把这种学术活动，概括地叫做：“民俗文化学”。这是一个草创的名词，希望在今后人文科学界中的同志们加以酌定。 为了使读者对“五四”时期这方面的学术活动得到上较条理的了解，我把它重要的四个方面分别论述于下。 甲、白话升格及方言调查 语言是人们联系共同生产活动、生活事务和表达个人的思维、感受的必需手段。在集体的人们活动中，没有语言这种文化因素是不可想象的。语言本身既是人类社会一种重要文化因素，又是别的许多文化因素的载体。所谓“口承文化”，它包括人类的各种口头文学以及用语言表达和传承等各种人生经验和知识。近代学者把语言作为构成民族概念的重要条件之一，这是完全有道理的。世界上，即使那些文化非常不发达的部族或部落，大抵他们也有其基本一致的共同语言。否则不能成为共同体了。问题只在于他们的语言形态处于原始阶段，而流通范围也很狭隘罢了。 在阶级分化了的社会里，随着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等变化，各阶级成员所使用的语言，在具体形态上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差异，但是，那些基本的语法、语汇，大体总是一致的。成为重要问题的，却是在这样的社会里，那些人们掌握语言的记号（文字）或使用它的能力和程度。 中国是世界上较早地进入文明阶段的国家之一，从文献看，在3000年前已经有部分的人能够使用文字，同时也已经具有国家雏形，以及相当的经济组织和较高的工艺技术。但是，由于社会的分工和阶级的分化，那用以记录语言的文字却只掌握在上层社会少数人手里，跟广大的群众没有多少关系。而这种只成为上层知识分子的“家珍”的文字，并且日渐型式化，结果跟一般口头语言相距更加遥远了。据近代学者的推断，我国这种情形开始于汉代（实际可能要更早些）。从此以后，很长久的时间里，文字的掌握和使用就更加跟广大的民众（主要是农民）的文化生活和实际语言断缘了。 广大民众，虽然长期被排斥于文字使用之外，但他们却不仅有自己的语言，还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自己的各种形式的口头文学。中世以后，商业城市不断发达，商人和一般市民，也用流行的语言，培育出为他们服务的文学，就是小说、戏曲和小调俗曲等通俗文学。同时佛教广泛传播，由于说教传道的需要，他们也用通俗的语言，写作了语录和佛曲等（后来一些儒家的学者也用口语记述讲学的言论）。这些新的、通俗的文化活动，大概开始于唐代，经宋、元、明而更加盛行（特别是通俗文学——包括佛曲——方面）。 在这种情形的发展过程中，不仅产生了元代的杂剧、明代的评话式小说（如《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等），而且后来也产生了《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的个人创作、这种通俗文学，不但流行于城市，而且有的也流入农村（由于通俗戏剧或流动说书人等的中介作用）。这种通俗文学，不但成为那些时期广阔社会的文学读物，同时也是普及普通话的得力老师—一“五四”时期国语运动所以能够迅速收效，这种情况的存在是个重要因素。 鸦片战争以后，我国政府在外事交涉和国际交兵中节节失败，形成了民族、国家的危急局势。有识之士（包括部分的政府官员）觉得非参照欧美国家情形，改革某些固有制度，大力开通民智等，不足以抵御敌人，保护自己。而要开通民智，必须迅速普及教育。但是要完成这种任务，必须统一国语，特别使书面文字与口头语言统一起来。而当时实际情形到底怎样呢？在我国幅员广阔的国境中，虽然绝大多数省份的人民，使用着一种大致相同或相近的普通话（白话，它是千百年来社会、政治及交通等的发达所逐渐形成的，像上文所谈及，它也产生过许多通俗作品——有的还是文学史上的杰作）。但是它跟当时朝廷及一般读书人所使用的文字是不相应合的，是各自成体系的——其中只有少数的基本词汇和语法彼此还有关联。并且从文化心理上看，这种广泛存在的活文化（普通话）在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士大夫阶级）眼中是鄙俗的，没有文化价值的。尽管如此，但是要救亡求存，这是一个关口，非闯过去不可！于是，有识之士不得不大声宣传运用白话写作的必要，并且把主张见于实践，例如办白话报，用普通话写作小说或教育文字（我们知道，像章太炎那样的国学家，当时还在《教育今语》上用白话写过通俗的文章）。制作切音字母（王照）、简宇谱录（劳乃宣）等，目的都在开通民智，普及教育。但是顽固的封建势力仍然把握着政权，社会上的习惯势力也如盘根错节，因此，口头语言与书面文字的分裂局面仍然在继续着。它有待于更大力量的冲击。 1917年初，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首先提出改良中国文学的建议，接着陈独秀大声喊出“文学革命”的口号。胡适在《刍议》里，提出改良的“八事”，最后的一事是“不避俗字俗语”。他简略叙述了我国过去白话文学的发展及受阻，英、法、德等国俗语文学发达的过程之后，接着说： …… 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以此之故，吾主张今日作文作词，宜采用俗语俗字。与其用三千年前的死字，不如用二十世纪之活字，与其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之秦汉、六朝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之《水浒》、《西游》文字也。（《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2卷5号，1917．1）。 这是明确地要用口语做诗文，去代替那久占正统地位的文言。接着，《新青年》又发表许多响应这种主张的文章、通信及白话诗、白话论文。这中间，胡适自己还用白话编大学用的讲义《中国哲学史大纲》），而从1918年起，《新青年》上的文章全用口语。到了1919年初（“五四”前夜），北京大学的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又创办《新潮》月刊，邀请当时该校及校外进步人士李大到、胡适、周作人、鲁迅等经常撰稿，以致力于新思潮、新文化的提倡和推进。文化革命的野火的势头越烧越旺。语文统一、普及国语的运动也随着迅速发展了。国语运动家黎锦熙，后来在《国语运动史纲》里回顾这段历史时，扼要地说：“民八（1919）…… 本会（按指国语研究会）的国语统一与‘言文一致’运动和《新青年》的‘文学革命’运动完全合作了：这是要大书特书的一件大事。”（《国语运动史纲｝）卷2，商务印书馆 1934） 正在那时期，“五四”运动的滔天浪潮涌起了。它本身是一个划时期的政治运动。但是，从关系上说，它跟当时的新文化骨肉相联。在它发生之前，新文化、新思想（包括苏联十月革命的思潮）已经在“打前站”，而它发生后又掀起了空前的文化上的狂涛大浪。仅从语文改革的范围看，那成果的重大就是惊人的。由国语研究会及国语统一筹备会成员（他们大多数是参与新文化运动的学者）的努力，1918年末，教育部已经正式公布了《注音字母》及《国音字典》；“五四”运动兴起后，由于学生界的醒觉和爱国宣传的需要，一时全国白话小报如雪花纷飞。据有些学者后来统计，当时这种小报有400多种。水到渠成，1920年1月，教育部通令全国把国民学校（小学）的一、二年国文改语体文，到了 1923年，连中学的国文科也改为国语科（参看《国语运动史纲》2卷，国语运动第3期情况，商务印书馆，1934）。此后，刊物上的文章和文艺、学术著作，一般都采用当代人们的口语了。 到了这时，那倡议于晚清，经历了一二十年，用人民口头上说话作为记述事物，表达思想、感情的媒介的要求达到了。这是我国民族文化向现代化迈出的一大步，是当时学术界致力于民俗文化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甚至于是他的一个基本方面。 “五四”时期，关于语言方面的学术活动，除了上面所述确立了以普通话为国语，用语言去统率文字的工程之外，还有一项值得指出的活动，那就是重视方言，号召对它进行调查并研究。 普通话虽然流行地区广阔，且曾经在民间被采为文学用语，产生了优秀作品，并且经过专家的审订、整理（国语词典的工作）。但是，地域广阔，境内有好些特殊的方言区，如广东、福建、江苏及浙江等，它们的语言（特别是语音）有较大的特殊性（其中不仅语音、语汇有很大的差异，甚至语法也有独特性，例如“广州话”。在这种话里有的把副词放在动词之后——“你先行”，说作“你行先”）。就是在同一说普通话的地区，也不免各有自己的一些特殊词汇，至于方音的差异就更为普遍了。这些都是值得语言学家、国语学家们注意的。何况方言学，在我国学术史里，还有较早的历史源泉呢。 北京大学的研究所国学门于 1922年把本来独立的歌谣研究会收编了进去，为了工作需要，又继续成立了方言调查会和风俗调查会。歌谣是“方言的诗”（有人更进一步，说它是“方音的诗”），歌谣和方言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因此《歌谣》周刊刊行后，学者在收集、整理和探究上自然要碰到这个问题。所以早在《歌谣选》时期，就派定了负责审音的人（沈兼士、钱玄同）。《歌谣》周刊出版后，曾陆续发表过这一类的文章，例如《歌谣与方言调查》（周作人）、《歌谣与方音问题》（董作宾）等。方言调查会成立前夕出版的《歌谣增刊》（1923．12．17）更集中发表了几篇文章，其中有钱玄同、黎锦熙、魏建功等的论文。但是，从理论上看，更值得注意的，是林语堂和沈兼士的文章。林氏论题是《研究方言应有的几个语言学观察点》，沈氏论题是《今后研究方言的新趋势》。 现在且约略介绍沈文的大旨。他的文章主要目的在总结我国过去方言学的成就与缺点，并进一步论述新方言纵的研究和横的研究，最后指出古今方言研究的不同点： （一）向来的研究只是目治的，注重文字，现在的研究是耳治的，注意言语； （二）向来只是片段的考证，现在须用系统的方法，实行历史的研究和比较的研究，以求得方言流变之派别，分布之状况； （三）向来是孤立的研究，现在是利用与之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发音学、言语学、文字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风俗学……等科学以为建设新研究的基础。 这些意见，现在看来，虽然没有多少特殊的地方，但是在60多年前的学术界，无疑是相当新颖的，是对于青年学者有指导意义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