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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峰山香会是当时（及那以前的一段时期）河北一带的大香会之一。这种香会，虽然主要是宗教信仰活动，实际上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综合的社会、文化活动。我们那些年青的民俗学者，在亲身参与这种非常的民众活动之后，认识到“在这上，可以看出他们（民众）意欲的要求、互助的同情、严密的组织、神奇的想象；可以知道这是他们实现理想的一条大路”。换一种说法是“他们储蓄一年的活动力，在春夏间作出半个月的宗教事业，发展他们的信仰、团结、社交、美术的各种能力，这真是宗教学、社会学、心理学、美学、教育学等等的好材料。”（《妙峰山》第六、九页）他们甚至于在这种民众运动中，看到“民族中的下级社会的文化保存着一点新鲜气象”，而他们认为这正是拯救民族衰老的“强壮性的血液。”（《妙峰山》第七四页） 这些民俗学者，为了考虑到在当时学界可能对他们参与群众的宗教活动并公开发表调查记录的事情会产生误解，为了辩护，他们指出这种作法的两点意义，一是为有利于社会运动的，另一是为有益于研究学问的。要达到这两种目的，都必须了解民众。而参加、调查他们的香会，正是了解他们的绝好机会（《妙峰山》第四一八页）。这种意见，不管从当时或者从现在看，都是相当合理的。 当时和稍后的一段时间里，国内那些具有现代学术观点的学者，对于这种风俗调查及其成果，都表示赞赏，并且就各人的学术专业观点给以评论。例如宗教学者江绍原、艺术学者傅彦长、社会学者何思敬（解放后他以国际法学专家身份从事这方面的发言活动）、心理学者崔载阳等，大都是这样的。现在试举一二例。 江绍原说：“汉族的法术宗教现象的调查、研究我们自然责无旁贷的。”他认为法术宗教这种文化事实的研究从时间上看，可分为前史的、历史的和现在的，从社会阶级看，可以分为上等社会的和民众的。前史的、历史的研究，有的已见萌芽，有的已有专家（如陈垣），而现在的、民众的宗教研究，“则顾颉刚先生的妙峰山香会调查，在邦人中只怕是绝无仅有的”。因此，他“不能不妒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和顾先生，……又不能不祝贺他们”。他在同一文章里，还畅谈了对于过去士大夫的礼和民间的礼（俗）的差别等问题（参看江绍原《北大风俗调查会（妙峰山进香专号）书后》，《妙峰山》第二三—一二四二页）。 再看看何思敬的意见。他在读进香专号的文章里，称赞妙峰山专号，是打破那种暮气的一个霹雳。所谓“暮气”，主要指的是现在智识分子对民众宗教生活的缺乏知识和冷寞态度。在上引那句话之后，作者接着说：“不特关于民间，科学的调查（这）是第一次，并且这第一次的调查已经得到很好的成绩。这全靠此专号作者们的同心协力，尤其颉刚先生的精敏周到。他在专号中确是一个最忠诚的调查者。”在下文中，他论述了风俗调查有三种困难，并提出碧霞君这位女神的起源，可能与原始农业有关的敏锐假想等，都是很有学术意义的，特别是后一点。（何思敬《读妙峰山进香专号》，《妙峰山》第二五O页） 何氏这篇读后记里所述关于知道进香专号主要作者顾氏的那一段回忆文字，尤使我读了长久不能忘记。他说，在他和顾氏见面的前一年半（按：当时，他还在东京帝国大学社会学部学习），他本来不知道国内学术界的情形。有一天，东洋文库主任石田干之助告诉他中国有新国学发生。他为好奇心所驱使，就从东洋文库借了七、八本北大国学厂周刊到寓中翻读了一遍，从中发见了颉刚先生的1926年的“始刊同”及另外数篇，后来又见他的孟姜女研究前篇，忽然他的心境好像来了一阵暴风，觉得中国学术界起了革命。于是，从几本北大周刊的知识，写作一篇介绍文章，刊载在《民族》杂志上，意在告诉日本的民俗学界、民族学界，使他们知道我们也有跟他们同样的新学术运动发生。从此之后，颉刚先生的姓名也就永刻在他的记忆中了（参看《读妙峰山进香专号》，《妙峰山》第四八一四九页）。这段轶话虽然长了些，但我还是把它转述了。因为它决不只是顾、何二人学术上的关系故事，也不限于跟妙峰山风俗调查有关。它是跟我国现代民俗学史有关的一段记载，并且关联到中、日这种学术交流的史迹。 以上略述了从歌谣征集处开始到妙峰山香会的调查活动（以及学界对它的评价）的过程和成果。它是我国现代民俗学活动富有气势的开端，也是当时整个民俗文化学兴起的一个有力部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