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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起步虽晚但变化的速度快 就社会整体而言，近代以来北京地区社会生活乃至文化的变化，特别是在西方文化影响下发生的变化比沿海通商口岸略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西方商品经济、思想文化传播、渗透时间略晚的原因，也有北方民风偏于保守、风气不开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北京处在清政府的直接监控之下，思想文化控制远比其它地区严重这一客观事实。相反，沿海通商口岸或南方地区“天高皇帝远”（当然，相当多边远省份的风气并没有因为“天高皇帝远”而发生多大的变化），清政府的政令不能得到及时下达或者贯彻，使得那些地区较之北京政治略为“宽松”。 但是，北京风尚在西方文化影响下一旦发生的变化，其速度便相当之快。比如，出现于1898年、20世纪初年各地纷纷兴办的阅报公会，开始多数集中在南方地区，像北京这样的政治文化中心迟迟未能出现，其中最直接原因是清政府对北京乃至北方地区的思想控制、行政干预要严格得多，但是，随着清政府预备立宪等一系列改革活动的开展，这种控制相对松动了。于是，1905年第一个公共阅报性质的报社在京设立，它是由书局、报社发起组织带有公益性质的阅报机构。此后，很快形成创建热潮。[40]当时不少人把报纸张之于大街通衢，致“来往观看者甚夥”，以致“京师风气大开，讲报阅报各社皆以林立，每日听阅者击毂摩肩”。[41]由此，公众参与时政、了解世事有了更多的场所。 再以兴办新式学堂为例。近代新式教育始于传教士所办教会学校。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在五口以及东南沿海陆续开办一些教会学校，尽管教会学校以传播福音、宣传宗教为最高目的，但是，教学内容夹杂着外语、自然科学知识，对于传播西方文化起了一定的作用，是西学东渐的重要桥梁。北京出现教会学校的时间比东南沿海晚十几年，所办数量亦少，招收学生人数仅一二十名，其社会影响自然小得多。[42]19世纪60~70年代，北京只有一所国家级外语学校（同文馆）和寥寥几所设外语课的教会学校，而同时期上海等通商口岸开办的外语学校数量在24所以上。[43]下面这份材料，虽然不便作对比，但颇能说明一定问题。1842年，一位在教会学校读书的年轻人这样写道：“我现在在这所学校里受教于布朗先生。我当牢记他所讲授的一切。因为知识就是力量。此前，我曾在中国学校读书，白白浪费了四年的光阴和金钱，除了知道几个人名外，一无所获。我在英国学校里读书，已有二年半的时间，我感到此间的收益，不啻万倍。这是因为他教人许多有用的知识，诸如天文、几何、代数、宗教真理……，而中国学校从来不教这些”。[44]显然，这样的认识在同时代京城书院山房中读书的学生根本无法想象。 20世纪初，情况有了变化。1903年《大公报》报道说：“自城内设中小学堂一（原文如此——引者）来，八旗子弟多就学焉。日前在东单牌楼某胡同见壁上有白土画成地球形并经纬道，且书其名于上，此必童子之游戏所画，然亦可见北京之输入文明矣”。[45]再后，新事物如雨后春笋，浸染着新的时代气息。1906年北京各校联合举行运动会，引来不少观众。1907年京师大学堂举办运动会，前来参观的《泰晤士报》记者说：“我估计至少有五千名学生参加。他们身穿制服，旌旗飘扬，乐鼓齐鸣，秩序井然地排队走向运动场。这些品学兼优的年轻人顺序停在运动场上，观看外国式的运动项目：赛跑、跳高、跳远、举重、掷链球等等。这里全是中国人，中国人维持秩序，中国人充当干事，中国人散发中文节目单，参加竞赛的全是中国人，裁判员都是中国人，只有竞赛的项目是纯粹外国式的”。[46]青年学生饱满的情绪和昂扬的精神面貌给社会各阶层人很大的鼓舞。他们纷纷发表言论盛赞此举，认为：“国家之盛由于兵强，强兵之道由于国民尚武，而尚武之风，实始于学堂运动会焉”，“使吾国事事能如此进化，则二十年后其犹不能与东西各国并驾齐驱，吾不信也”。[47]文人日记里也记录了类似情况，1907年孙宝瑄在厂甸“观慈善会男女学童体操唱歌，凡入观者皆出银饼购券，别以优等及次优之坐”。[48]可见，当时去中小学参观体育、唱歌课是颇流行的带有娱乐性质的活动，它使社会各界人士开阔了眼界。 再有，从竹枝词咏物的内容变化也可反映出起步晚、变速快的特点。以7种晚清北京竹枝词为例。从道光年间《都门杂咏》到宣统时《京华百二竹枝词》收录的上千首竹枝词中，道光时期竹枝词中有一首谈到大栅栏的“自鸣钟”、说到玻璃、眼镜各一首，还有一首提及不“耐穿”的洋布，其余所述风尚器用还是旧式的。大体可以说庚子以前的竹枝词，新风新物比较少见。而宣统以后的《京华百二竹枝词》、《京华慷慨竹枝词》所辑则满目皆新，记录了从器物到机构、制度再到新学的种种变化，以至于辑录者感慨道：“大清宣统建元年，事事维新列眼前。”“世事幻其如梦，弹指即非……风移人往，奚跂沧桑……”[49]北京的种种变化，给民众带来强烈思想震荡，以至生出“年来旧学等灰尘”的慨叹。[5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