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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风尚在反映时代变迁方面具有典型意义，对它的研究有助于了解晚清社会变迁，有助于加深对晚清政治变革、文化变革以及其他变革的认识。 近代中国社会变动建之于社会风尚发生变化基础之上，没有社会风尚的变化，没有风尚变化给人们思想带来的深刻影响，社会变革就失去了必要的社会心理基础。宏观地看，晚清政治变革如果没有社会心理做铺垫，就不那么容易成功。反之，如果没有事先做好民众的观念转变工作，没有让民众有足够的心理准备，甚至在广大群众完全不知晓的情况下就发动一场政治运动，哪怕只是一场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革运动，都是不易成功的。当然，就全国整体而言，社会风尚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发生变化又只能在政治变革成功之后。比如辛亥革命以后，甚至民国二十年以后，广大内地城乡才逐渐发生深刻的社会风尚转移，才发生了真正的社会变迁。这一点又是中国特殊的环境造成的。 总体说来，晚清时代的北京风尚有了趋新之势，但是对其量其质以及发展的程度不能估计过高。如，20世纪初十年，北京出现了照相、西餐馆、公园、电影、时装新戏、体育运动会、马戏表演等新的餐饮娱乐方式，甚至还有了整容等新行业，引得“贵胄名族联翩而至”。[55]。但是，新的生活方式在数量上并不占优，真正大众化的娱乐活动还是抖空竹、放风筝、斗蟋蟀、养鸽子养鸟、听京戏、玩票……李声振丙戌（1886）年间辑录的《百戏竹枝词》所述游戏活动除“影戏”内容不甚了了外，其余全部是旧式玩好。更晚近一些的笔记也说：“京师人好听戏，正阳门外戏园七所，园各容千余人，以七园计，舍业以嬉者日不下万人”，“京都戏园，正厅名曰‘池子’，长桌、长凳挨次横列，看客布衣短褐，皆赶车之流，无一正经体面人”。[56]宣统年间竹枝词说：“三十年间尚记曾，戏园加凳偶然能。而今日日都如此，中国真堪富庶称”。“夜戏公然见帝京，争将歌舞绘承平。缘何不许金吾禁，都有章章义务名”，以此可见清末京师演戏之盛。[57]娱乐休闲如此，其它方面的变化也是有限度的。 1922年，北京高师学生曾经做过民意调查，题目是“中国有许多不良风俗和习惯，你觉得哪一项应当改良”，结果“以关于婚姻者最多，有106票；缠足次之，80票；迷信又次之，50票”。当时人们眼中的旧风习还包括旧的家庭制度、吸食鸦片、男女交际不公开、旧式礼仪等。[58]调查结果一定程度说明社会风尚变化的迟缓与滞后。另据留心风尚的人观察，迟至20世纪30年代初，冬天“逛庙”（赶庙会）的各色人等，“有穿黑布大棉袄、头戴白毡帽或头上包着羊肚子手巾的老乡；有穿毛蓝布罩衫、头戴海虎绒帽子、外罩黑洋缎大棉坎肩的老太太；有身穿阴丹士林大褂内着花缎棉袍、围着大红包头围巾、脚穿黑大绒骆驼鞍棉鞋的小媳妇……各式各样的人挤来挤去，这些人大部分都是‘老北京’……太‘洋’派的人是比较少的”。[59]20世纪20~30年代尚且如此，晚清情况更可以想见。翻开清末民国年间地方志，很多变化发生在民国以后，甚至一直到民国二十七八年以后，才有近代影响的痕迹。离城区很近的顺义县，民国十二年（1923）才在主要干道上修了汽车路，其它地方仍以土路为主。作为京城门户的通县，民国三十年的方志里记录的婚姻情况仍然是“择门第之相称，凭媒妁以联姻”。[60] 总起来说，不变的东西多于变化了的东西，即使是变了的那一部分，也不都是一变从新。变化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响应这些变化的往往是官吏阶层、新知识阶层。晚清北京社会风尚的变化只是近代社会风尚变化的一个起点，它没有随着庙堂兴废、政权鼎革而结束，而是随着民国时期的社会变迁继续向前发展，在更广阔的时代场景中，改变着中国社会的传统风貌。 （资料来源：孙燕京，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中华文史网编辑部整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