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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上述不厌其烦地引用了周宁诸多分析和说法，除了确实精彩纷呈，实在是因为必须特别凸现周宁出色的知识谱系化能力。从小里说，周宁毕竟不能像福柯或德里达如《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或《书写与差异》等那样系谱化的过程实则也就是颠覆和解构的过程，因为他们首先便是处于西方自身的知识传统之中，其次便是在自身的知识传统之中寻找知识解决之方案，而我们的系谱化首当其冲的问题便是理解，之后是必须寻找我们的知识解决之方案——起码，只有真正理解了才有可能有效批判；从大里说，对世界秩序原理的理解没有谱系化的知识能力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如前所述对现代性的全面认识也根本不可能，即便有认识也只能是见木不见林，甚至“按下葫芦浮起瓢”，而对现代性的解构和世界秩序原理的批判就更无从谈起了。也许，更重要的可能还是我始终以为的周宁对其话真相的揭示过程，以及掩藏在这个揭示过程和知识谱系化背后的种种强烈的问题意识。否则，我们何以只有在周宁身上才能看到那种久违了的遨游于人类精神的最高殿堂并企望跟大师们对话，并深入于梳理他们的理论脉路，并揭示出他们的问题史、观念史、精神史？我们再以周宁的对马克思理论的相关理解并与黑格尔理论作出较细的比较分析为例，他说：“基督教神学将人类历史当作人走向千年王国的被救赎的历史，上帝是照耀前程的明灯。启蒙哲学将历史当作知识、自由与财富逐渐积累的进步历史，理性是照耀前程的明灯。黑格尔继承了启蒙主义时代的进步信念，却用自由意识的辩证发展界定进步的历程。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辩证发展的思路，却将矛盾的基本因素换成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历史进步成为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发展历程。”⑤（p490）“‘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共产主义是历史的终点，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历史的起点。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发展的乐园，而亚细亚社会则是人类文明停滞封闭的地狱，野蛮、残暴、愚昧、腐败，犹如千百年封存在棺木中的木乃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历史哲学将中国与印度放到历史的起点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哲学同样把‘亚细亚生产方式’放到历史的起点上。”⑤（p492）我们看到，关于进步的知识范型，在不同的思想家和学者那里不断地展开并拓深各自的理论范畴，尽管从东方到西方、从低级到高级的空间位置和时间历程几无变化。思想学术的力量以其惊人的威力把世界彻底当成了“图像”，尤其是马克思理论在后来的世界中产生出改造的能量更是惊人。然而，人们同时也显然可以深切地看到，他们是如何不依不饶地在建构他者的同时顽强地建构其自身的主体性的，他们的扩张也好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也罢，最基本的本质就是自文艺复兴以来的开放性，即开放了历史也开放了地界最后开放了世界。尽管血淋淋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给世界范围内带来了众所周知的灾难，也尽管在马克思那里，“理论体系上的欧洲中心主义并没有转化为价值体系上的欧洲中心主义，他同情东方的苦难，信任东方将是历史终结的契机”⑤（p496），然而，从西方到东方、从时间到空间、从低级到高级，我们终究难以摆脱逐渐失去“主体地位”沦为他们施暴的对象最后沦为“自我东方化”的几无“主体”的结果。现代性的核心的进步大叙事浩浩荡荡，顺之者成为沃勒斯坦所说的“核心国家”逆之者则成为他所说的“边缘国家”。中国的落后、停滞就必然成为他们边缘化、妖魔化甚至丑化的对象，即便是我们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停滞、落后，以至一个多世纪以来从“救亡图存”到“大国崛起”成为我们好几代人的最强音，社会大叙事甚至文学大叙事均一脉相承，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始终是“主旋律”。 意味深长的是，在较早的时候，东方专制主义话语谱系里面，所谓专制的中国形象是不存在的——我们已经知道，从1250－1750年整整五百年间，西方均在不断赞美中国。本来，光是“西方现代有关中华帝国的东方专制主义话语谱系有两种传统，一种是由道德而政治的，一种是由经济而政治的；前一传统由孟德斯鸠首创，后一传统由琼斯首创；前一传统终结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后一传统终结在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⑤（p550），已经够周宁在知识谱系和文本世界里腾挪得了，然而，出于后现代主义思想从知识生产角度对现代性进行反思性批判，并考察话语分配过程中的权力运作方式，或者毋宁说，周宁其实还有着把文本和话语作为客体批评并形成批评理论的学术旨趣——因为无论是政治、经济、法律（更不用说学术和思想）还是文学、艺术等一切社会的运作都离不开话语和形成话语的文本，更不用说事关世界秩序原理事关现代性建构过程。因此，与话语、形象、文本以及理论和知识有关的方方面面的谱系均在他的深入梳理之中，其意义幅度与历史脉络的张力得以惊人地不断延伸和拓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