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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必须在此重提一下刘军宁先生前不久一直强调的“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16］，窃以为刘军宁先生真的没必要那样处心积虑地呼吁，其实眼下的这个“开幕式”难道不就是“文艺复兴”的典型表征么？何况“孔教理想国”本来也就是文艺复兴时期西方绝对主义国家效仿的蓝本。究其实，如果我们始终不能确立人的主体性和理性权威，祛魅孔教以及孔教的等级制变体（比如官家主义），我们自身的现代性基本无法降临——也就难怪当年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等要在古今之争中采取那样决绝的态度；再究其实，如果在限制贵族权力、限制王权方面无所作为，也即从制度源头上对权力无法进行有效限制，无论我们模仿的是文艺复兴还是启蒙运动，更不用说模仿法国大革命了，事实均只能适得其反。就像周宁在其大著下册的开篇引言中所说，“要批驳黑格尔关于中国处于停滞不变状态的观点很容易……但黑格尔是对的。”也即我们如何才能走出黑格尔老人给定的只能导致“终古相同的庄严的毁灭”的怪圈？才是我们的一个真问题，而且还是个终古难题。再继续究其实，“现代性的思想前提是笛卡尔哲学与牛顿的经典物理学。笛卡尔确立了知识理性的主体性，心灵成为独立的实体；牛顿完成了绝对的时空观观念，‘世界’从自然到人类社会，都有可能被规划到一定的‘秩序’中……”①（p47－48）到了当下，公平正义也好民主自由也罢，这些概念和大词都已变得无关紧要（如果仅仅是概念在跟概念打架的话），特别重要的倒是我们而今形成的新一轮的严酷现实：知识不能得以独立发展（整体学术水平之低有目共睹）、财富几乎很难得到有效积累（历来是把猪养肥了就可能要开始“杀猪”了）、制度的合理性更是遥遥无期——而所有种种，缺失了法律保障基本无从谈起。从而也就导致“黑格尔宿命”中的两个问题始终不能从根本上予以置换：停滞的原因是制度的问题而非民族性更非国民性，制度的问题本身更是远非人种的问题本身。因为我们的知识理性的主体性始终确立不起来，因此几乎所有的问题尤其是制度的问题我们均无法得到广泛深入的讨论，我们自身的现代生存秩序原理也就只能付诸阙如，更不用说把这个世界当作“图像”来描绘了。而今新世纪之初终于让人看到了一线希望的是，中国当下的思想家中有了周宁和邓正来，后者确实已经把这个世界当作了“图像”，前者干脆把这个世界秩序当作了“时空一体的拓扑结构”来把握。另外，周宁还清醒地意识到：“批判西方进步大叙事与自由大叙事将中国形象他者化，并不意味着中国就是无辜的。西方的中国形象确认西方现代性自我，它不能规训我们；解构西方的中国形象，同样也不能解脱我们。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制度与文明如何，仍需要独立客观的研究，需要一种理性、勇敢的自我批判精神指导这种研究。”⑤（p697）同时他也充分意识到现代性进程的无比复杂性：西方的现代性总是在反复断裂中被修复、在持续双向反弹中被延续，一如他引用特洛尔奇在《现代精神的本质》中的一段话概括的那样：“‘真正现代的精神世界’‘滥觞于中世纪的内在发展、文艺复兴运动和新教，经过中世纪晚期的城市文化、新教教会文化和反对宗教改革的天主教－罗马教廷文化的酝酿阶段，最后在启蒙运动、英国、美国与法国的革命洗礼中达到完全独立。”③（p340）即便从晚清康、梁“变法”算起，我们自身这个“被压缩的现代性”进程也才刚刚百多年，重建现代性民族国家仍然没有坦途甚至到处充满荆棘，我们应该充分地意识到全球化现实情势下的中国问题的复杂性、长期性和艰巨性，在这里我们确实用得着屈原的老话：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