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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语丝》创刊，在创刊号上周作人发表了《生活的艺术》一文，文章从契诃夫对中国人饮酒礼节的看法谈起，中国人喝酒要说“请”，而且不是一饮而尽，而是“一口一口地啜”，这给契诃夫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中国人是一个“怪有礼的民族”。而周作人却感叹中国的礼早已丧失，仅仅略存于茶酒之间而已。“中国人对于饮食还知道一点享用之术，但是一般的生活之艺术却早已失传了。中国生活的方式现在只是两个极端，非禁欲即是纵欲，非连酒字都不准说既是浸身在酒槽里，二者相反动，各益增长，而结果则是同样的污糟，动物的生活本有自然的调节，中国在千年以前文化发达，一时有臻于灵肉一致之象，后来为禁欲思想所战胜，几成现在这样的生活，无自由，无节制，一切在礼教的面具底下实行迫压和放恣，实在所谓礼者早已消灭无存了。”［21］周作人认为所谓生活之艺术是在禁欲与纵欲之间的调和，而中国的现实是只存在禁欲和纵欲两个极端，因为我们已经丧失了礼。他接着说：“生活艺术这个名词，用中国固有的字来说便是所谓的‘礼’。从前听辜鸿铭先生批评英文《礼记》译名的不妥当，以为‘礼’不是Rite，而是Art，当时觉得有点乖僻，其实却是对的，不过这是指本来的礼，后来的礼义礼教都是堕落了的东西，不足当这个称呼了。”［22］ 周作人将“礼”视为“生活的艺术”，是禁欲和纵欲之间的调和，“礼”是Art，而非Rite。并认为这仅仅是指“本来的礼”，而后来的礼义、礼教都是堕落了东西，担当不起“礼”的称呼。周作人的这篇文章引发了他与江绍原之间关于“礼”的系列讨论，两人以制定民国“新礼”为名，江绍原戏荐周作人任“礼部总长”，自己出任“礼部次长”，先后共汇成九份《礼部文件》，也由此江绍原展开了对“礼”的研究。用周作人的话说：“他们当时只是说‘闲话’，后来却弄假成真，绍原的《礼部文件》逐渐成为礼教之研究”。［23］作为《礼部文件之一：生活的艺术》发表后，江绍原很快做出回应，他极为敏锐地抓住了周作人“本来的礼”这个说法，并展开了质问：“先生讲中国固有的‘礼’的一段话，我却以为太把‘礼’理想化了。这‘本来的礼’几个字，我不知道先生怎样解——不知道先生倒推到怎样古的时代，若是以宋朝以前的礼为本来的礼，我还要追问一句：宋朝以前多久？如说不久：唐朝，即历史的问题来了：唐朝人实际上遵循的礼是否全部当得起‘生活的艺术’的好名字。若说离宋很远很远，那么到底有多远呢？而且无论多远，总是某一时代，而这一时代的礼是否像先生所想象的那样微妙，我们都非有历史的佐证不敢轻信；如果远到了有史以前的原始时代，我想先生就未必肯担保他们的礼是全部合理的。大概先生不过要攻击‘宋以来的道学家’，因而恭维‘本来的礼’。其实这本来的礼——此指社会上真真通行的礼，不是指那一位或那几位‘先哲’的礼论——是否有我们理想的那样高，乃是另一个问题。我对于理想化本来的礼之说法，却很怀疑”［24］。 江绍原尖锐地指出，周作人不过是因为要批判宋以来道学家的禁欲主义，因而抬高了“本来的礼”，而所谓“本来的礼”只是一种理想化的说法，并不存在本来的“礼”。在江绍原看来，似乎每个时代都应有每个时代的“礼”，“无论怎样古的礼，若不用我们的科学智识、道德标准和艺术兴趣，好好的提炼一番改造一番，决不能合我们今人的用”［25］。不同于周作人将“礼”视为“生活的艺术”，江绍原认为，礼是文化的复体。他说：“研究人类学的告诉我们，世界各处的野蛮民族，几乎个个有或种的礼和乐：野蛮人自生至死，几乎天天事事受‘礼’的支配。……野蛮人的礼，的确是文化的复体：若用我们的眼光去分析，其中至少有我们所谓‘法术’magic的分子，宗教的分子，还有艺术的（狭义的）分子。我信中国真正‘本来的礼’也是如此”［26］。这可看作江绍原对“礼”的界定，礼作为文化的复体，由法术、宗教、艺术等分子组成。江绍原将礼等同于文化的做法，排除了礼的神圣性。 在这场争论中，江周二人的焦点在于是否存在“本来的礼”。在这一点上，两人的立场是截然不同的，周作人认为存在“本来的礼”，只是后世不断堕落，使得“礼”不再成为一种调节纵欲和禁欲的生活艺术，而只有纵欲和禁欲两个极端，其中深含对宋以来禁欲主义的批判，周作人很理想化地想要去追寻一种“本来的礼”，他所谓的“生活的艺术。他坦言：“中国现在所切要的是一种新的自由与新的节制，去建造中国的新文明，也就是复兴千年前的旧文明，也就是与西方文化的基础之希腊文明相合一了。这些话或者会说的太大太高了，但据我想舍此中国别无得救之道”。［27］周作人看到，中国古代有着与古希腊文明一致的地方，即存在“禁欲和纵欲的调和”的“生活的艺术”，这样一种追求“本来的礼”的倾向江绍原是反对的，他认为从来就不存在理想化的“本来的礼”，古礼要为今人所用，必须经过一番科学智识、道德标准的提炼，排除其中迷信、蒙昧的因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