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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学术史的角度对费孝通的“差序格局”说作一种“发生学”的研究，考察“差序格局”以及相关的“乡土社会”“乡土中国”等词语、概念及问题的学术渊源与发展脉络。本文提出：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与美国社会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的“乡土社会”概念有密切关系;其“差序格局”说则包含了多个思想或学术来源及内容，包括人类学亲属制度研究，与杨朱思想相关联的绝对“自我主义”，儒家思想中的“人伦差等”及“推仁”“修齐治平”等。 关键词：差序格局；乡土社会；乡土中国 在早期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中，费孝通(1910-2005)曾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提出“差序格局”说，代表了老一辈社会学家对中国社会学理论工作的开创性贡献。在1979年开始的“新时期”社会学发展中，“差序格局”被认为是中国社会学的一个基本理论概念，广泛用于对传统及当代中国社会的研究中。学界围绕“差序格局”的研究主要分两条途径：一是对文本内容的解读、分析与发挥，以期在理论上有所发展;二是以它作为理论进行实证研究，或用它指导实证研究，或以实证研究对它加以修正，或二者兼而有之。而且，这两条途径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往往把着眼点仅放在费氏与中国研究上，很少旁顾。① 本文将回到费氏所处的“学术时代”，对“差序格局”的“前世”进行探究，上溯其形成过程。这项研究还要从“内视”转向“外视”，对涉及此概念形成的中西方学术论著进行考察与比较。这是因为，“差序格局”并非独立自成，其背后蕴藏着丰富的中西方学术滋养，而梳理工作则有助于填补学术史研究于此之空白，这是本文的重点所在。本文的最后部分，则根据从学术史角度所得的研究结果，对几个相关社会学理论问题提出看法，以就教于同行。因论题所限，本文基本不涉及“差序格局”在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应用及发展。 一、从雷德菲尔德的“乡土社会”到费孝通的“乡土中国” 费氏的“差序格局”说是他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的。为了研究费氏的“差序格局”，须先研究其“乡土中国”，因为后者是其基本理论框架，而前者作为后者的组成部分，是其特征之一。进一步看，在费氏的这本书里，“乡土中国”仅作为书的标题出现，是“中国乡土社会”更为简练的表达形式，其论述中则使用“中国乡土社会”和“乡土社会”。初读之下，可能会以为，“中国乡土社会”和“乡土社会”不过是一个概念的两种表述、是相通并可互换的。但细读之后就会发现二者之分别，如费氏所言，这本书“是以中国的事实来说明乡土社会的特性”(费孝通，1985：97)。也就是说，“乡土社会”和“中国乡土社会”(或“乡土中国”)的关系是：一个在前，另一个在后;一个是普遍性，另一个是特殊性;一个是论，另一个是证。 的确如此，“乡土社会”不同于“中国乡土社会”。它是美国社会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②的研究成果，费氏借它作自己的“乡土中国”建构之用。对此，费氏在1948年9月1日写给雷氏的信中曾明确表示：“我读了你的《乡土社会》(Folk Society)一文，而且实际上，在我的中文新书《乡土中国》(Folk China)③中采用并发挥了你的思想”(Fei，1948)。因此，了解雷氏的学术背景及其相关工作，可以成为认识费氏论说的一把“钥匙”。 雷氏是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领军人物派克(R. E. Park)的学生和女婿，于1928年自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毕业，获博士学位。早期芝大的学科边界较模糊，社会学系设人类学专业。雷氏在专攻人类学的同时受到了相当的社会学训练，尤其是得到了派克的指教及多方影响。人类学自社会学分出独立成系以后，他到人类学系任教(Wilcox，2004：27-32)。雷氏的学术训练及旨趣使其研究发展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横跨社会学和人类学，二是注重理论和经验研究的结合。从研究对象来看，他的研究不同于早期人类学者以原始部落为研究对象、社会学者以当代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划分，而是以那些当时受到西方现代工业化与都市文明冲击的“中间社会”(intermediate societies)为对象，关注它们从传统向现代文明变迁的社会历程。从研究途径来看，他既从经典社会学理论出发，又采用人类学以直接观察为特点的田野调查方法，将理论分析与经验研究相结合，成果则集中体现在其建构“乡土社会”典型和“乡土社会—城市社会”类型对比的研究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