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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近期张江华(2015)发表的论文对此是一种突破。笔者在本文写作完成之后才看到张文;张文的着眼点、论题及观点与本文有很大不同。特此说明。 ②在民国时期，Redfield曾有过两个译名，一是瑞斐德，二是瑞德斐，本文采用当代标准译名雷德菲尔德。 ③在此，为清楚起见，将瑞氏的“Folk Society”暂译作“乡土社会”，费氏的“Folk China”译作“乡土中国”。本文第三节将论述从“folk”到“乡土”的转换问题。 ④派克对“folk”发生兴趣，可能同早期“芝加哥学派”的另一位有影响力的人物托马斯(W. I. Thomas)有关。托马斯曾到德国学习民俗心理学(folk psychology)和民族学(ethnology)，亦受到萨姆纳等人学说的影响。托马斯在芝大社会学系任教时对人类学专业贡献很大。也正是他将派克招聘到芝大社会学系任教，并在学术上对派克有很大的影响(Matthews，1977：97-103;Faris，1967：15-16、29;Bulmer，1984：36)。 ⑤雷氏本人的工作主要集中于“乡土社会”，“芝加哥学派”的派克(Park，1915)与沃思(Wirth，1938)则对城市研究的贡献更大。 ⑥这次讨论所形成的成果，除《乡土中国》外，另见费氏及其他学者的相关论著(费孝通，2010b/1948;吴晗、费孝通等，1948)。 ⑦米德此书是在“二战”的大背景下，受到一些关于“国民性”问题作品的影响而作，关注的是美国国民性(American national character)问题(Mead，1942)。1944年，企鹅出版社以《美国人的性格》为题将其再版。 ⑧这里也有例外，即近代日本学术界对中国的影响。如“民俗”和“民俗学”的名称就是日本先采用。而如近代日本民俗学的创立者柳田国男的“乡土研究”曾影响了作家周作人，使他进行中国民俗学研究，其论著中出现过“乡土研究”的表达(钟敬文，1981;周作人，1999/1944：25-26;赵京华，2011)。再如，近代中国问题专家、日本学者橘朴(1966)也曾有关于中国“乡土”、“乡土社会”的论说。 ⑨据张仙桥(西南联大1942级学生)先生说，“张子毅”有误，应为“张之毅”。 ⑩这里称西南联大(清华)“学术圈”意在表明一种较松散的学术关系，同事之间、师生之间或互相启发，或开展合作研究。“学派”则与此不同，其学术成果有较鲜明的共同理论和方法基础，如“燕京学派”的“社区研究”(阎明，2004：147-166)。 (11)如本文作者在以前的论著中，虽曾提到费氏致雷氏的信，但却未能译入挖掘二人相关研究工作的密切联系(阎明，200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