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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变化，充分表明了民众尤其是传承人对于哑吧灯有意或无意的改造。同时随着时代发展，各种文化互相交融，不同时空下的人与文化互动调适，使哑吧灯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变迁。作为口耳相传的民间信仰，每一次表演都是与以往不同的重新创作，演出者进行着新的艺术创造，他们利用从传统程式中抽取出的某个选择，来填充整个主题空间中每个转折当口的空位，在一次次的表演中，从文献到田野，都体现了哑吧灯文本的丰富性。田野中的哑吧灯，从角色名称，表演形式到内容也被现在的岚安人接受，并影响着当地人对哑吧灯的认知和记忆。哑吧灯的传承与发展，也是一种重新创造的过程，名为哑吧灯，而过去与现在的哑吧灯在内容、功能上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它可能由传承人根据自己的记忆进行一种“接近过去”的复原，也可能是由文化工作者、地方精英甚至是政府出面进行符合“当代意识”的一种再创作。(43)而岚安哑吧灯的种种变化，有地方精英的再创造，但更多的是由传承人的原因导致的。 从哑吧灯的来历、表演过程与文献记载的歧异看，文献是一次表演的定本，而田野中的哑吧灯则处于动态变化中。在演出中，不同的人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对其有所改造。比如对于哑吧灯的来历与表演过程的认识，同为参与表演的杨绍莲和高世栋，其说法就有些不同。杨绍莲对哑吧灯的认识偏于宗教对人教化作用，而高世栋的讲述，则注重于对整个表演过程的描述和把握，以及过去表演时的外部情况的介绍。这些都与他们生活的时代、性别、对哑吧灯的了解程度都有关系。杨绍莲所讲述的东西，基本上是听别人讲的，她对解放前表演的哑吧灯的印象已很模糊。而高世栋在解放前，亲眼目睹过哑吧灯的表演，并保留了一些哑吧灯的资料。 但问题不能停在这里，背后深层的原因是，在时代发展、政治运动的影响下，本地文化的淡出与消失，一个群体对地方文化的集体失忆，导致了当地人对传统文化的不了解，而想重新恢复“传统”的民间信仰，则就显得困难重重。从哑吧灯的个案分析来看，要想找到“传统”哑吧灯，从学理上和具体操作上，似乎都有相当的难度。 因而我们在考察查民间信仰时，除了要关注信仰本身，同时还要关注主题变化和表演的场景构成，即表演的时间，地点，气候条件，演出道具，表演者的年龄、性别、经历，组织者的年龄、经历，与当地群众的关系如何，这些都要进行详细的观察和记录。 同时，地方文化的历史也并未因社会和政治制度变迁而真正断裂过，民间信仰的变化是民众对联结过去与现在的、地方文化的再阐释过程。民众对民间信仰所进行的文化再创造，也是民众参与文化变迁的表现。为了更好地把握“现在”活在田野中的民间信仰，不可不对“过去”存在于人们记忆中或文本中的文化进行考察，从更为长久的历史中去理解和把握民间信仰的发展流变规律，了解民间信仰在各个发展阶段的功能和作用，以及在联结过去与现在文化生活中的作用。这也有利于我们对“现在”的民间信仰采取更为有效和稳定的措施，去关注、记录和扬弃它。 注释： ①泸定县志编纂委员会《泸定县志》，成都：四川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第44页。2005年3月27日下午，81岁的岚安磨子埂王兴禄也证实了此说。他还认为，藏语及岚安的寺庙，是由叫乌金仁波切的喇嘛传来的，怀疑他所见的经书与宁玛派有密切关系。 ②南宋时已出现岩州安抚司。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岩州长官司撤销，并入冷边长官司。 ③岚安大堡子一座光绪19年的罗姓古墓的碑文，其右写为“父化林营，母船头上(注：今泸定城北)生长人氏，宅居岚州臣老”。同样，也见于大堡子光绪年间一张姓墓前的碑文“祖籍陕西，移居岚州生长人氏”。而该地将军庙嘉庆七年的古钟上，也有岚州与岚乌、若宜并称。岚州仅指该地大堡子，后岚州(当地人称为昂州)代称岚安的情况。 ④费孝通先生曾说：“我们以康定为中心向东和向南大体划出了一条走廊。把这条走廊中一向存在着的语言和历史上的疑难问题，一旦串联起来，有点像下围棋，一子相联，全盘皆活。这条走廊正处在彝藏之间，沉积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与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贵的园地。”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载《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180页。 ⑤《名胜古迹简介(续)》，载《泸定文史资料选辑》(一至七集合订本)，前引书，第373页。 ⑥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列传147》(第20册)，中华书局，1975年，第6323页。相关考证见任乃强《泸定考察记》，前引书，第105页。 ⑦清·张廷玉等《明史·列传第217·西域传三》(第28册)：“今鱼通、九枝疆土及岩州、杂道二长官司，东邻碉门、黎、雅，西接长河西。自唐时吐蕃强盛，宁远、安靖、岩州汉民，往往为彼驱入鱼通、九枝，防守汉边。”中华书局，1974年，第8590页。 ⑧任乃强、泽旺多吉《“朵甘思”考略》，载《中国藏学》，1989年第1期，第142页。 ⑨明·宋濂等《元史·列传第十六》(第10册)，中华书局，1976年，第3145页。 ⑩明·宋濂等《元史·志第十二》(第5册)，前引书，第1433页。 (11)元代官名，元朝委付当地统治阶级人物治理，派出达鲁花赤监临，位于当地官员之上，为所在地方、军队和官衙的最大监治长官。设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长官司，也设达鲁花赤。 (12)明·宋濂等《元史·本纪第六》(第1册)，前引书，第116页。 (13)泸定县志编纂委员会《泸定县志》，前引书，第33页。 (14)清张廷玉等《明史·列传第217》(第28期)，中华书局，1974年，第8591页。 (15)任乃强《泸定考察记》，《任乃强民族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年，第107页。 (16)(17)泸定县志编纂委员会《泸定县志》，前引书，第33页，第44-45页。 (18)泸定县岚安乡人民政府2004统计报表，五堡的名称，是按藏语的记音，亦见泸定县志编纂委员会，《泸定县志》，前引书，第44页。 (19)孙宏开《川西民族走廊地区的语言》，载《西南民族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38页。 (20)金绥之《泸定县岚安乡贵琼人宗教习俗》，前引文，1999年第2期。 (21)2005年3月21日，岚安乡乌坭岗王陶氏家的调查。今年84岁的苍苍氏和81岁邻居王陶氏，现在能说本地话交流的人，堡子上就她们两人了。 (22)岚安招赘，多为天全人。见《泸定县志》，前引书，第618页。在岚安的古墓上，也有来自陕西的汉族。同时，藏地也多有人来此地安家。 (23)此钟至今仍在将军庙内，材料来源于2005年1月24日的田野调查资料。此资料也可见杨嘉铭《泸定岚安历史文化考察记》，载《民族论丛》第七辑第79页，1989年印刷。但与杨的统计数据有所不同。我以“上供银两的人数”作为基数，就名字来划分汉姓与非汉姓，在划分标准也可能有些不同。 (24)他们利用手中的枪和袍哥组织，占有了旧时泸定的许多土地，他们利用收得的土租，又与雅安、眉山、乐山等地进行商贸。见2005年3月7日，地点：岚安大堡子余志忠家，访谈对象：余志忠。同样在岚安四呷坝，王姓的一古墓上，赫然有民国十四年“川边民政总务处长”题字“逍遥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