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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士闪：男，1964年生，民俗学（法学）博士，山东艺术学院艺术研究所副所长，教授，艺术民俗学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艺术民俗学研究，近年来尤为关注20世纪乡民艺术研究，长期坚持在鲁中地区田野定点调查。已出版学术专著《艺术民俗学》（2000），《乡民艺术的文化解读———鲁中四村考察》（2005）等；发表学术论文《当代艺术民俗学的研究视界》、《小章竹马：村落语境中的艺术表演与文化认同》等40余篇。 廖明君：《民族艺术》杂志社社长/总编辑，广西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从学科理念到学术实践的艺术民俗学研究 廖明君（以下简称“廖”）：虽然今年我们才第一次见面，但《民族艺术》十年前就刊登过您研究山东传统民歌的论文，所以咱们算是老朋友了，可以随便聊聊。我注意到，去年你以“20世纪华北村落艺术研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今年你的《艺术民俗学》又被列为“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项目，你坚持了十余年的艺术民俗学研究受到了愈来愈多的关注。我感兴趣的是，先前你在武术民俗研究方面已小有所成，怎么又想到要做“艺术民俗学”方面的研究？ 张士闪（以下简称“张”）：说来话长。一门新学科的兴起，往往是天时地利人和诸般因素机缘凑巧共同作用的结果。作为归属于单位的“公家人”，我们经常需要考虑本单位整体事业的需要，这在某些时候就成为所谓个人“学术转型”的契机。1992年，山东艺术学院筹办文化艺术事业管理本科专业，鼓励教师根据自身的兴趣与特长开设一些“大文化”方面的课程。我因为在武术民俗方面下过一点功夫，尤其是对村落田野作业很有兴趣，没多想就选了“民俗学”。但既然身在艺术高校，我的“民俗学”从一开始就自觉不自觉地朝向“艺术”倾斜。现在想来，“艺术民俗学”既是我以往武术民俗研究的延伸，也是我从1985年到艺术高校任教以来“亲密接触”各种艺术活动的结果。 廖：往大处说，与当时的社会文化氛围也不无关系。 张：的确如此。1990年代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几乎在所有的人文社科领域，大家对于以往的研究模式都不满意，而且敢想敢干。我注意到，传统的艺术学研究中有两种比较偏颇的研究倾向，一种是从分割精细的艺术门类出发，偏重于对各种艺术文本作自闭性分析，另一种则因为选取了过于宏观的视角而容易流于空泛。由此导致的研究对于艺术来说只能是隔靴搔痒，很难让搞艺术的人真正认同，于是我们就听到了诸如“能说清楚的就不是真正的艺术”这类怪论。当初我的构建“艺术民俗学”学科的野心，不能不说与受到这方面的激发有关。我为这门新学科设定的学科任务，后来在《艺术民俗学》一书中做了比较完整的表达：它将“对艺术活动与民俗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双向的动态研究。……艺术民俗学研究正是试图去认识、诠释艺术参与社会运动的全部过程，即不仅要阐明在民俗生活中如何产生了艺术（包括产生了怎样的艺术、艺术如何反映了所处的民俗生活等），还要阐明艺术怎样影响了民俗生活的变迁，民俗生活的变迁对于秉承传统的艺术系统来说又意味着什么。”时过境迁，在十多年后的今天，我觉得这种指向艺术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还是具有一定生命力的。只不过现今的艺术因为获得了比较宽松的社会环境，艺术的自律性特征与艺术主体的个人选择性比较突出，从而使得艺术与社会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显得更加复杂、更为多元罢了。 廖：作为亲历者，我对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波及整个学界的这一“学术反思”思潮也有深刻印象。这场“学术反思”，既表现为学人在各自专业研究领域内的不断开拓、延伸，也表现在一批交叉边缘学科的出现与逐渐成熟。或许我们可以说，你是以“想象”艺术民俗学学科的方式，参与了当时的“学术反思”？ 张：更恰切地说，艺术民俗学是我反思当时学术的结果。客观地说，上述两种研究倾向都有一定的历史渊源，也各有所成。如从具体艺术门类出发的对于艺术文本的精细分析，这种比较微观的研究也能有所建树，但容易走入一种主观色彩过于浓郁的学术阐释“误区”。而脱离民俗生活仅从民族国家的宏观视角去解读艺术，离全面准确地把握艺术尤其是乡民艺术，还有着相当的距离。在这两种宏观与微观的研究倾向之间，其实很缺乏一种“中观”的或“中层理论”向度的研究。这种“中层理论”向度的研究应该是比较讲究实证、突出问题意识的———就像美国社会学家默顿所概括的———它立足于经验世界，建立在抽象程度较低的基础之上，具有一套明确界定的操作化概念，因而能够将巨型理论与基础性的经验研究衔接起来。这是我在构建艺术民俗学研究模式的过程中所遵循的重要原则之一。在我看来，国内学者杨念群、孙江、程美宝等从各自本位出发的对于“新史学”理论的重新阐发，赵世瑜、陈春生、刘志伟等的历史人类学/民俗学研究，王铭铭、刘晓春等的社区人类学/民俗学研究等等，都是具有“中层理论”旨趣的比较出色的研究，而他们通过研究而获得的“中国经验”，又是对于西方“中层理论”的很好补充与拓展。关键是，目前我们的确非常需要这种富有实效的“中层理论”向度的研究。 不过我得承认，当初我对于艺术民俗学的学术追求是很具浪漫色彩的，实际研究起来才知道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这是后话了。 廖：不过，有意识地以民俗学的视角审视艺术学领域的一些问题，的确可以与上述两种研究倾向区别开来。那么，你的“艺术民俗学”是怎样从一种研究理念走向学术实践的？ 张：可以说，对于传统艺术学研究的质疑，只是触发了我对“艺术民俗学”研究模式的“想象”，这一学术理念其实是在我的研究实践中逐渐被塑造、赋形的，而且伴随着对自我研究的检讨与反思，直到今天还在不断地予以修正。就我而言，自小在北方山村生活的经历，对于我在把握乡土社会的文化结构、理解民众的文化逻辑等方面是很有帮助的。这些年来，我一直以鲁中地区部分村落为田野基地，坚持不懈地进行追踪与定点调查。在有的村庄里，父老乡亲已经习惯了我的经常到来，和我在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存在。鲁中是一片文化的厚土，我从中深深感受到了民间传统的鲜活生动与乡民艺术的厚重。更加重要的是，长期置身于田野中，亲眼目睹乡民艺术在村落社会生活中呈现出来的种种丰富繁杂的展演形态，亲耳听闻乡民对于他们世代传承、自身持有的这类“地方性知识”的解说，感同身受地观察乡民在艺术展演活动中的激情和投入，使我进一步确认，那种从纯艺术角度去理解乡民的艺术活动并视之为粗鄙浅陋的观点是多么浮浅！那些将艺术文本与社会背景简单并置、动辄就拉扯上“艺术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之类的标签研究套路又是多么地教条！乡民艺术从来就是为生活、为人生的艺术，只有从乡民的具体生活出发，将乡民艺术视为乡民的生活与文化中的一部分，经由乡民在所处乡土社会中长期营造的价值系统，才能真正理解乡民艺术的存在意义。 这期间，我还得益于山东民俗学界注重田野作业的良好风气，一直坚持将实地考察放在自己治学研究的首位。可以说，搞民俗研究的人，在山东是不会感到孤独的！老一辈学者李万鹏、山曼等先生依然活跃于田野研究，齐涛、刘德龙、叶涛等民俗学者正年富力强，山东民俗学会每年都能组织一定的民俗学理论研讨与田野考察活动。特别是，近些年来我与山东大学叶涛教授联手，组织我们两校民俗学研究生进行的对于鲁中10余个村落的拉网式调查，积累了数量颇丰的村落研究资料及乡民艺术个案。而且，因为长期置身于最基层的村落环境，我注意到村落中的艺术活动与其他知识之间的或明或暗的联系，由此体悟到乡民艺术所特有的某种神韵。上述种种活动，使我在尽情享受“田野友谊”的同时，田野研究的视野也在不知不觉中得到扩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