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象征秩序与反结构:作为社会理论的过渡礼仪通过以上简短的讨论,我们廓清了过渡礼仪模式在其原初语境下的思想内涵,这对接下来的概念史梳理将大有裨益。 较早接过过渡礼仪和阈限思想,并在其传播和推广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的无疑是现代人类学的英国学派。其中,具有马克思主义学术背景并以关注社会冲突而著称的曼彻斯特学派,可以说在其基础性理论和范式上同非连续性的思想最具亲和性。而该学派的奠基人物,马克斯·格拉克曼也正是从制造反叛与维系不平等的角度,对过渡礼仪模式和阈限概念做出了重要补充。对他来说,阈限作为一种象征性反叛的表演(performance)形式,具有释放社会的结构性紧张进而维系社会不平等的重要功能。通过对非洲部落社会长期的田野研究,他进一步发挥了通过仪式的观点,指出后者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在于常常伴随着不规则的反抗行为。“在非洲王国,这种仪式伴随着上述事件反生,后者被看作是国王的授权,而这在古典的欧洲节日,如农耕节和酒神节中,也有清晰的反映。这里,在激烈的狂欢和无法抑制的行为当中,存在着对正常理解和等级的叛逆。比如平民、奴隶和女人将暂时性地对那些社会文化上的‘优势人群’抖抖威风”,正如拉波特等的评论所言,“对格拉克曼来说,这样的叛逆仪式代表着重建日常分层关系的前奏,它们是有序状态之间的过渡,通过定期地释放紧张和不安实际上支持了不平等关系的正常化”[10]。 无疑,格拉克曼的思想属于可贵的洞见之列。但当他以这样的方式去使用过渡礼仪尤其是阈限概念的时候,他便悄无声息地舍弃了它们原有的结构主义之优秀品格,同时,也为其注入了一层新的功能主义目的论。不过,由格拉克曼所开启的这一对过渡仪式的功能主义化倾向,在另一位英国学派的重要人物埃德蒙·利奇的作品中得到了部分的纠正。作为英国新结构主义学者群的代表以及列维·斯特劳斯在英国的主要传播者,利奇在修正早期功能主义范式的工作中作出了卓越贡献。对他而言,过渡礼仪显然并不仅仅是一种描述性的仪式理论,而是构建“人工世界象征秩序”的一种普遍主义模型。“所有界限都是对自然连续体的人为切断”,利奇写道:“物质经验所表现的生物学时间是连贯性的,我们显然在变得越来越老。不过,为了给这种经验的时间赋予一种维度,我们需要设计时钟和日历,他们会把这一连续体切分为若干片段——秒、分、小时、天、周,每一片段都有延续,但在观念上,片段之间的间隙,如同乐谱上的竖线,没有延续性。然而,当我们终于将这种观念时间付诸实施,从而转化为社会时间的时候,每一非连续性间隙本身都占时间”[11]。用利奇自己所举的例子来说,他认为既然从“未婚”到“已婚”在观念上属于范畴转换,那么,在行动中我们就需要为之举办一场仪式,以表征在“无时间性时间”中跨越社会边界的非连续性操作阶段。 与利奇同时代的玛丽·道格拉斯,以研究洁净观和污秽及与之相关的禁忌之起源而著称。但从过渡仪式和阈限的角度来看,她同样为其概念史贡献了不可替代的智识。一方面,道格拉斯响应并发展了利奇的观点,认为阈限的根源可能并非来源于仪式表演和现实的社会结构,而是源自理智和分类。在她看来,污秽乃是一种认知阈限,“污秽是事物系统排序和分类的副产品,因为排序的过程就是抛弃不当要素的过程”[12]。而另一方面,道格拉斯还揭示了污秽所具有的,一种柔性的“规训”效力。“这暗示出污染规则可能具有另一个有用的社会功能——即当道德秩序松弛滞后的时候将其重新整合……当愤怒得到社会秩序中实际制裁的充分支持时,污染就不会发生。简单来说,在令人发指的行为有可能不受惩罚之处,污染观念才会被用来补充其他制裁的缺位”[13]。众所周知,对阈限之规训这一主题日后经过了福柯、拉康等理论家的诠释,已经成为过渡礼仪和阈限理论中一个不容忽视的侧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