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非仪式性过渡、地方性生产与常人社会的诞生:晚近的责难与反思经由英国学派的推广与再诠释,过渡礼仪逐渐由一种仪式理论发展成了一种社会理论。然而,也正是在过渡礼仪的理论意涵不断丰富,解释边界不断拓展的过程中,传统的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表述危机[18]。随着现实中的差异性、不确定性和不平等关系被大量披露,一些既有的整体主义理论和范式也开始受到质疑。在这样的背景下,过渡礼仪模式的一些意涵和面向也不得不重新加以考量。 首先,对过渡礼仪模式的一个责难来自于边界论和实践论的追问。因为,一旦将关注的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日常生活实践,我们就会发现诸如角色紧张、意外后果、结构断裂、不确定性、两可状态等形形色色的非连续性体验其实无时无刻不在扮演,而过渡礼仪仅仅表征了其中某些被仪式化了的特殊跨界情境——后者事实上是由于具备了某些重要的社会学意义才得以从晦暗的时空和行动之流中被突显出来并被反复地表演。换言之,那些日常的、碎片化的非仪式性过渡可能才是过渡礼仪所根植的发生学情境和实践论基础,舍此我们也就无法对过渡礼仪做出任何真正令人满意的诠释。 例如,边界作为一个与过渡礼仪和阈限有着紧密关系的重要概念,同时也是一个与互动论、生成论和建构主义有着内在关联的视角。有关边界研究最有影响力的作品无疑来自弗里德里克·巴斯。巴斯在谱系上与英国学派有着师承关系,但同时他又是一个更具国际主义色彩的人物。在为一本著名的论文集所写作的导言中,巴斯曾说道,“我们发现,稳定、持续和及其重要的社会关系能够穿越这些边界而得以维持,并且往往建立在族群地位二元性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族群区分并不依赖于社会互动和认可的缺失,恰恰相反,民族区分往往成为相互交织的社会体系得以建立的基础”[19]。换言之,社会文化中不同族群、身份、地位、阶段的区分并不是固有的,而跨越这些边界的行动也并非总是仪式性的。事实上,正是日常生活中持续性和非仪式性的跨界实践,构成了范畴区分以至过渡礼仪本身的生存论和实践论基础。巴斯将边界问题置于理论拷问的中心,也使得过渡礼仪和阈限理论中原本以地位和分层为中心的讨论逐渐转移到了身份和认同的重要议题上来。 其次,围绕过渡礼仪模式的现象学、符号学意义也产生了争论。一方面,从主体和主体间性的角度看,过渡礼仪似乎并不仅仅是在表征,它更是在生产:发生在不同时空中的仪式观念和行为,并非只在重复着一个机械的形式次序,而毋宁是在主体和主体间持续不断地生产和镌刻着地方性。“许多所谓的生命仪式,关注的都是地方主体如何被生产出来的。地方主体指的是完全属于特定情境中某个社群的行动者。命名、剃度、黥面、隔离和剥夺等仪式,都是将地方性镌刻在身体之上的复杂社会技术”[20],“仪式过程中最值得一提的普遍特征在于,它以高度特定的方式来使持续期和延长期地方化,为这些类别赋予了名称、特质、价值、意义、症状和易解读性”[2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