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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在所有英国学派的人类学家当中,对过渡礼仪模式贡献最大者,应当要归结到维克多·特纳的名下。在其早期的关于恩丹布人的研究中,特纳较为系统地援用了范·盖内普关于过渡礼仪和阈限的分析框架,并在此基础上作了一些改进。一方面,他继承了英国学者为阈限拓展的一个重要主题,即其与社会结构的功能关系。“像格拉克曼和道格拉斯一样,特纳接下来在他的早期作品中阐述了一个稳定的关于社会文化生活的结构性本质和其中的仪式阈限的表演的观点……尽管个体可能受到了通过礼仪的巨大影响,但他们最终返回的社会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并没有改变。个体可能因为创造性的仪式过程发生一系列的改变,但社会系统的结构在整体上确实恒定的”[14]。 另一方面,特纳并未严格地受到这一结构性框架的束缚。相反,他转而特别强调了过渡仪式尤其是阈限的创造性潜能。特纳特意发明了“communitas”即交融来进一步概念化那些具备类似阈限性特征的社会情境,诸如教派、牧师、朝圣者、僧侣、嬉皮士、革命者和各种乌托邦计划等。“交融以阈限的形式,进入到了结构的缝隙之处;以边缘的形式,进入到了结构的边缘之处;以地位低下的形式,进入到了结构的底层之处。几乎在每一个地方,人们都认为交融是神圣的或圣洁的,这可能是因为,交融逾越或化解了那些掌控‘已经建构’或‘制度化’了的关系的规范,同时还伴随着对前所未有的能力的体验”[15]。对特纳而言,交融不仅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动力;不仅是一种客观存在,更是一种可以主动引致并进行策略性操控的生成力。 在特纳的作品中,一个颇具原创性的论点集中体现在他对所谓“永恒的阈限”之探讨。首先,他将阈限从盖内普的仪式范畴和进程模式中解放出来,并置于更为广阔的社会和文化情境当中。“阈限或阈限人的状况不可能是清晰的,因为这种状况或这些人员会从类别的网络结构中躲避出去,阈限的实体既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他们在法律、习俗、传统或典礼所制定和安排的那些位置之间的地方……所以,阈限常常是与死亡、受孕、隐形、黑暗、双性恋、旷野、日食或月食联系在一起”[16]。其次,特纳进一步以宗教信徒为原型,讨论了一种他称之为“永恒阈限”的悖论式现象。“基督徒对于整个世界来说是一个陌生人,一个朝圣者,一个客旅,没有一个可供枕头的地方。在这里,过渡却成为一个永久性的状态,在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宗教中,大致都有修道士或托钵僧那样的生活方式,将阈限制度化、固定化的做法,在这种生活方式中获得了标记和定义”[17]。 可以说,特纳在其作品中通过对阈限外延的不断扩展,逐步地将其提升到了与“结构”并置的高度,并使之成为了一个具有独立而不可化约的社会学意义的分析概念。然而,在英国学派对过渡礼仪模式的发展中,总的趋势仍是将其视为社会结构和秩序的一种功能性阶段或状态。质言之,过渡礼仪不仅是社会控制的一种特殊形式,也是社会再生产的一种原初动力之所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