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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样一来,总是在特定时空情境中记录下过渡礼仪的民族志文本之性质,本身也就成为了追问的对象。众所周知,这正是从格尔茨到后现代主义反思运动的一个中心主题:有关文本与写作之阈限。“民族志积极地置身于强有力的意义系统之间,它在文明、文化、阶级、种族和性别的边界上提出问题。民族志解码又重新编码,说明集体秩序和多样性、排斥和包容的依据。他描述创新和结构化的过程,而它自身是这些过程的一部分”[22]。因而,站在符号学的立场上我们便可以认为,过渡礼仪模式所生产的名称、意义和可理解性,其实并不限于对象或对象间,而是包含了研究者和记录者本身。甚言之,我们还能从过渡礼仪模式中捕捉到某种千禧年式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隐喻。可见,在一个既有的整体主义范式和概念普遍遭到怀疑的时代,过渡礼仪模式也无法独善其身。 最后,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权力理论也对阈限的解放性和创造性提出了批判性质疑。这里,笔者希望谈及福柯有关生命政治的研究。因为正是福柯系统地揭示了阈限之物往往会因其独特的结构性位置,而成为规训权力作用的焦点。一旦现代社会成功地发展出一套针对反常、边缘和阈限的治理术,则阈限本身的解放性也就不复存在。一个所谓的“常人社会”也就由此诞生。 在一篇名为“Right of Death and Power over Life”[23]的著名文章中,福柯较为集中地讨论了生物权力(bio-power)和性(sex)的问题。他首先指出,从长时段的视角来看,权力对于身体的规训技术在近代西方社会发生一个根本性的转变,那就是从“以死亡为威胁的权力”(power over death)逐步过渡到“凝视生命的权力”(power over life)。简单来说,福柯认为在近代以前,权力总是通过制造和展示死亡来作为其有效实施的终极保障,而到了近代,这种状况已经发生了逆转。伴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和现代国家的兴起,以及生理学和人口学等相关学科知识的发展,权力不再倚仗死亡而是转向活生生的生命,通过发展出一系列直接作用于身体的规训体系和技术,权力得以在生命历程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时空甚至每一个场景中实现其对后者的监控。而这样一种权力,便是福柯所谓的生物权力。 在论述这一长时段的转换过程中,福柯进一步将生物权力视为“现代性的大门”(threshold of modernity)。有关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的历史条件和原因,原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个经典问题。在既有的答案中,社会分工的发展、生产力的进步抑或是所谓“新教伦理”的刺激已经多少被认为是不可缺少的要素。然而,正如福柯所指出的,对身体的规训(discipline of body)以及对人口的管制(regulations of population)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持续性运转来说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人不仅是生产的主体同时也是生产的对象,不仅是能够操纵机器的能动者,而且本身也是一部机器。因此,对作为人之具体存在形式的身体以及作为人之抽象存在形式的人口之规训,也就共同构成了古代文明通往现代西方文明的一个过渡性或阈限性条件。同时,也就构成了生物权力持续作用的两个极点(poles)。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