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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中国民俗学科并非对中国传统学科的继承，而是在西方民俗学学科的影响与民族主义复兴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传教士既激发了西方学者对中国的研究，对海外汉学的形成有巨大的先导作用;又在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和民族意识觉醒，以致学术界掀起了民俗学运动，间接促进了中国民俗学的建立和发展。 诚然，对中国进行考察研究并有著述的传教士，并非始于明清时期，也并非仅限于耶稣会士(此外如遣使会士古伯察等)，亦不只是来自法国(此外如意大利人卫匡国、比利时人柏应理等)，然而法国来华耶稣会士们从对中国的考察之细致、研究之深入、著述之宏富，是其他西方各国、各时期来华传教士难以望其项背的。法国来华耶稣会士所记录的明清时期我国各地各民族的风土人情，数量浩瀚，尽管其中不可避免地渗透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但其所留下的资料异常宝贵。他们更为具体的记录注重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方面，因而补充了中国史料记载中的不足，为我们研究明末清初中国社会的民俗状况提供了新的史料和新的视角。 在欧洲汉学意义上来说，来华耶稣会士的著述是最早的以中国为“田野”的民俗考察，这些文献涉及广泛的民俗事项：上古历史、神话传说、风俗习惯、伦理道德、宗教信仰等等，为后来欧洲的专业汉学家在进行中国民俗、中国上古神话等研究时大量地引用和参考;为汉学学科在欧洲特别是在法国的兴起和蓬勃发展，准备了良好的学术土壤和社会氛围，也为现代的中国民俗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1920年巴黎大学中国学院(后称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成立，作为中国的相应机构，1941年北平法国汉学研究所成立。研究所由中法学者联合组成研究组，而成立的第一个小组便是民俗学组，并且是该研究所特别重视一个小组，其他小组如通检组的工作，也是围绕民俗组开展起来的，选题时特别偏重有关民俗学研究的古籍。这有力地说明了近代法国来华耶稣会士的民俗研究对法国汉学研究发展的积极意义。民俗学组成立后，即在留法归国的燕京大学社会学教授杨堃的带领下，进行了神祃资料、年画资料、岁时风俗、习惯、礼节、服饰、居室、游艺及民间技艺等图文资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工作及有关民俗学的资料的索引编订工作。从学术立场上讲，传教士的情况与现代民俗学者非常接近，他们置身于异域风俗之中，思想上保有距离，因此能将中国民众以及中国学者本身习而不察、视而不见的各种民俗事项作为观察和研究对象。并且他们观察、思考和写作习惯与中国文人不同，不管他们是拿民俗当作学问来研究，还是抱着猎奇心态记述;不管是对中国民俗作品的简单译介，还是零散的见闻或集中的收集，都对中国民俗资料起到保存作用，特别是晚清的传教士研究积极向西方新兴学科靠拢，了解他们的作品对我国关于现代民俗学科的理论范式、学术方法研究亦有具有启发作用。因此，梳理和研究法国耶稣会士著述中的民俗资料，对正确把握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历史渊源，有着重要的学术史价值。 作者简介：卢梦雅，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本文原载于《民俗研究》2014年第3期，第43页-第56页，注释从略，详见纸质媒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