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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由于耶稣会要求其成员必须提供有关传教地区的情况报告，在华耶稣会士在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源源不断寄自中国的信件，成为当时欧洲人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耶稣会士通信集》、《中华帝国全志》中收录了法国在华耶稣会士的通信，其中除了对中国政治、历史、宗教、文化、地理等的报道之外，也不乏对中国民俗的辑录，这一时期的法国在华耶稣会士对中国各民族、以及自古至今的各种民俗事项都做了详尽、全面的考察工作。 《耶稣会士通信集》中包括了康乾年间众多法国耶稣会士寄回巴黎的书信，各位神父殷切汇报了中国的特有文化。如冯秉正在信中描述了从厦门乘船到台湾的所见所闻;殷弘绪在信中提到了地方志《浮梁志》及其中记载的景德镇异闻、制瓷工艺及延年益寿的办法;巴多明信中有关于冬虫夏草、阿胶等中药材的性能、制药及服用等等。这一时期耶稣会士陆续来华，人数渐多，分布渐广，他们深入中国各地进行民间实地考察，正如民俗学者的采风调查一般，尽管这一时期他们肩负传教和收集情报使命而非真正的学术研究，却是第一批集中地、大规模地、以西方思想和眼光考察中国民间情况。 以殷弘绪的信件为例，其信中对中国老百姓的陈规陋习关注很多： 中国的习俗是，有身份的寡妇必须寡居，以表示对亡夫的尊重。但平民百姓的情况有所不同，父母为收回替儿子娶妻时花去的部分钱财，不管寡媳是否同意，会迫使她再婚……如这个女子有一个还需喂奶的女儿，孩子便和母亲一起卖掉。……因为根据中国的风俗，女儿不能继承不动产。 传教士对中国的弃婴溺婴习俗感到震惊和关注，并利用来宣传基督之仁善，殷弘绪写道： 经常有中国人因无力养活一大家子，就让接生婆把生下的女婴在水盆里溺死;我吩咐仆人到附近挖一点土来……他才挖两下就发现了刚埋在那里的一只小箱子，开箱后发现里面的孩子居然还在喘气……在饶州及附近，随地抛弃的婴儿不多，穷人趁着夜色把孩子放在育婴堂门口，来人把孩子放入后敲一下铃就马上离开。 其谈及的弃婴现象，后来的传教士和专业汉学家也多所关注。殷弘绪还得知： 家产不多的中国人往往到育婴堂领养女孩，以便养大后给儿子做媳妇，这种办法可省去一大笔聘礼。……中国人孩子生的多，导致了贫困。父亲若不为所有子女成家就会丢面子，儿子若是无传宗接代的后嗣便是有失人子的首要职责。因此出现了贫困和纳妾。 殷弘绪曾在景德镇居住7年，悉心观察记录了江西地区的民俗并时常加以评述，在其寄回欧洲的信中还翻译引用一些当地颁布的各种法令：“关于主人须善待奴仆，官员须悉心劝耕”、“须同情贫穷孤寡”、“设立义冢”、甚至“向城隍爷祈求的祷文”等，不管其用意如何，这些译文及详细的评注帮助欧洲人了解了中国底层百姓的生活情况及其风俗和俗信。 正是基于大量耶稣会士信件提供的信息，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编纂了四卷本《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 de l'empire de la Chine,1735)。此书共收入27位耶稣会士的信件，绝大多数为法国籍耶稣会士。杜赫德认为，这些资料不应只是为耶稣会传教服务，而且应该公开出版，以便欧洲的平民百姓对中国这个东方神秘国度的社会、文化和习俗也能有所了解，于是就有了这样一本包含了大量民俗资料的中国全志。书中详实地介绍了中国各民族的文化习惯及风土人情，包括中国边疆吐蕃、苗族及中国十五省的民风民情的介绍，特别是第二、三卷中的篇章广泛涉及民间生活的主题，全面介绍了中国人的宗教、伦理，如中国人对天的崇拜、对帝王的忠诚、对父母的服从、对师长的尊敬、夫妻的相处、兄弟的情谊、朋友的诚信、婚姻关系、民众的智慧、家庭教育等等。书中还收录了关于家庭、犯罪、复仇、庄子哲学的《中国故事四篇》，大概是最早对于中国民间故事的译介。此外，还有《中国人之性格和道德》、《中国当代哲学家关于世界起源与状况之对话》、《长生——延年益寿的艺术》等篇目，较为全面地描写了中国民众的精神世界。这些通信引发了欧洲人了解中国文化的风潮，在欧洲本土有多部像《中华帝国全志》一类的汇编著作应运而生。 在民族主义和启蒙思想兴起的欧洲，传教士从遥远东方的中国所获得的原始资料激发了知识分子的灵感，他们所讲述的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及其中所反映的伦理观念和道德风俗，激发了当时的启蒙思想家在宗教、文明、民俗各方面对欧洲宗教和习俗的重新思考：莱布尼茨认为，这些真实、客观的汇报中国生活风貌的书信“使得欧洲的风俗习惯开始相对化”;从1740年开始，开始研究世界历史的伏尔泰，得益于从1703年开始陆续出版的《通信集》以及1735年出版的这部《中华帝国全志》提供的及时而宝贵的资料，写了不朽著作《风俗论》，用相当的篇幅谈到非西方世界的文化，关注了各民族风俗及其背后隐藏的民族精神和心态伦理，尤其以很大的热情介绍了中国古代的神话、政治制度和独特信仰。在此意义上，也可以说耶稣会士关于中国宗教、风俗和文化的介绍，对于西方近代民俗学的兴起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