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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书的主要撰写者之一韩国英来说，其多篇长短不一的论文分散在《中国杂纂》的多部卷本中。荣振华(Joseph Dehergne)指责这部杂纂选编文章的随意性很大，一些高水平论文没被选上，相反倒是“韩国英絮絮叨叨的文章几乎每集都有，令人不堪其烦。”显然，荣振华所说的天文、医学等高水平论文并非钱德明编纂此书的唯一目的，从民俗学角度来看，这些所谓的“絮絮叨叨的”研究和译介却是具有宝贵价值的。比如韩国英的《桃树》(卷十一)中引经据典讲到中国特有的桃木信仰和桃树传说;《中国人的羽饰》、《铁艺》、《镜面画》、《石画》等文章详述民间技艺;《论汉语》(又译《论中国语言文字》)的附注中往往会由对某个汉字意思的解释，而广泛涉及与之相关的风俗习惯，其续篇则详细论述了汉字的起源以及汉字在道德、艺术、历史、宗教、风俗习惯诸方面的功能;《中国的新旧孝道》以译介的形式，通过中国历代典籍、诗歌、颂歌、政府法令甚至圣谕等文本呈现出中国自古至清的中国人的家庭伦理，洋洋洒洒300页，蔚为壮观。韩国英还撰写了关于中国博物学篇章，如《野蚕与养蚕》、《香椿》、《庭园》、《麝香》、《磨菇蕈、灵芝、白菜》、《桃树》、《木树果子、构树、赤枣》、《牡丹》、《皂荚》、《蜂蜜与蜜变白色之法》、《朱砂、水银和灵砂》等篇目，介绍了中国的风土物产和传统工艺。其《中国古代论》被认为是“耶稣会士最重要之撰述”，他认为，中国的第一个帝王是尧，而“尧以前之七帝为神话中人”，对中国上古史神话化作出了大胆推测。 《中国杂纂》的另一位主要撰写者钱德明，对中国古代音乐舞蹈研究颇为精深，他本身就精通音律、善于吹奏乐器，这在西方传教士中是不多见的。他译介了李光地的《古乐经传》，编写了《中国古今音乐考》，介绍了中国音乐史、中国乐器、乐系等部分，并附有若干篇古乐谱唱词，并得出结论说“中国乐制发源甚古，在其他国家之前。”他指出，中国的音乐诞生于中国本土，对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和礼俗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音乐通过各种渠道流传到了世界各地，对世界音乐的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钱德明还撰有《中国古代宗教舞蹈》(Mémoire sur les danses religieuses des anciens Chinois)一文，介绍了中国历代先王的礼乐舞蹈，包括文舞、武舞、旄舞、羽舞、大韶、大夏等舞蹈，并对其配器(干戚、羽饰等)、步法、动作、象征意义等作了详细介绍，着重论述了中国上古舞蹈与祭祀仪式的关系。钱德明关于中国古代礼乐制度的一系列论述，引起了后来的西方汉学家家和人类学家的极大兴趣。此篇对西方学界研究宗教起源、舞蹈与祭祀关系等问题具有启发性的影响，二十世纪法国著名汉学家葛兰言的一系列研究都以中国古代的节日、歌谣和舞蹈礼俗为中心，不能不说有钱德明的开创之功。 钱德明还撰有《历代帝王年表》、《由载籍证明中国之古老》、《中国通史编年摘要》等关于中国古史的文章，对中国上古史与神话时代进行了研究。钱德明将中国历史追溯到帝尧之前，将帝尧之前的诸帝如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氏、黄帝有熊氏、少昊金天氏、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帝尧陶唐氏、帝舜有虞氏、大禹乃至仓颉、后羿等神话英雄皆视为历史人物。 其实，对于中国上古神话的研究，自第一批法国来华耶稣会士就已经由对中国上古史起点的争论而展开了，但是以白晋为首的“索隐派”耶稣会士对中国神话和上古史的研究，目的是为了进行学术传教——希望在中国典籍中重新梳理中国上古史以证明《圣经》的权威，在如此预置目的的研究之下，反倒给中国编造了新的神话——中国人是大洪水之后重新繁衍而生的，是诺亚一家的后代。尽管“索隐派”耶稣会士针对于中国上古史和上古神话的观点今天看来近乎戏言，但在当时，他们的这种研究却激发了欧洲学者对中国上古史的关注，并逐渐形成了学术问题。十八世纪的法国历史学家弗雷烈(Fréret Nicolas, 1688-1749)开始怀疑和研究中国上古历史，甚至得出了与中国近代古史辨学派类似的结论——尧舜以前都是神话时代而非历史，韩国英神父在其《中国古史论》中亦有类似论断。后来法国汉学中宗教学家马伯乐、社会学家葛兰言均重拾中国上古神话问题，从《尚书》、《周易》等被中国学者视为信史的古史记载中发掘出神话资料，与中国的古史辨学派不谋而合。 除了对中国民俗事象的撰述之外，法国来华耶稣会士这个学者群体的特殊性更体现在进行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上。如宋君荣对中国的传统礼俗进行了研究，指出中国的传统礼俗与亚伯拉罕制定的以色列法有相似之处;韩国英写有《华人和<以斯帖记>所志的风俗习惯比较》(Parallèle des moeurs et usages des Chinois avec les moeurs et usages décrits dans le livre d’Esther)三十一篇，比较了波斯帝国亚哈随鲁王朝与中国的节日、婚嫁、休妻、婚后操守、诅咒、求签等民间习俗等异同;钱德明的《中国古代宗教舞蹈》一书中收有署名为阿尔诺(François Arnaud，1721-1784)的文章，将中国古代仪式舞蹈与古希腊舞蹈传统相对比。这些论述已经不止于对中国民俗进行单纯的辑录和译介，而是初步具备了比较民俗学的特点，在中西文化和风俗的比较中发现了问题，探究不同地域文化的差异及其来源，俨然已具了现代学术研究的雏形。 综上可见，18世纪后期的法国来华耶稣会士，除了致力于中国民间风俗的调查和古典文献的译介之外，还以西方人的知识和视野将中国的文化、宗教、风俗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宗教和风俗进行比较研究，这些研究已经颇具学术意味，显示了法国耶稣会士从传教士向学者的转型，也为后来盛极一时的法国汉学做好了铺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