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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鸠占鹊巢：从北宋到清初的圣母与皇权 圣母并不是晋祠古已有之的神祇，而是宋代初年才出现的，在此之前晋祠是供奉唐叔虞的祠堂。关于唐叔虞，《史记·晋世家第九》中记载，邑姜梦到天对武王讲：“余命女生子，名虞，余与之唐”，后来邑姜生子，手中有文“虞”字，便取名为“虞”。武王崩，成王立，唐地反叛，被周公诛灭。成王年幼时曾与叔虞戏耍，削桐叶为珪，交给叔虞，说道：“以此封若”，史官听到后，请成王择日立叔虞。成王说：“吾与之戏耳”。史官说：“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司马迁，1982：1635)，于是就把叔虞封到了唐。因唐地有晋水，叔虞子燮改国号为晋。这就是著名的“剪桐封弟”的故事。宋代之前，晋祠就是指唐叔虞祠，而且其位置就在今日之圣母殿。《水经注·晋水》载：沼西际山枕水有唐叔虞祠。宋太平兴国九年赵昌言撰《新修晋祠碑铭并序》载：况复(唐叔虞祠)前临池沼，泉源鉴澈于百寻;后拥危峰，山岫屏开于万仞(刘大鹏，2003：201)。整个晋祠内，唯有今日之圣母殿的位置能够符合这两个文献的描述。到了元代至元四年(1267年)弋彀撰《重修汾东王庙记》时，唐叔虞祠已经改在今日坐北朝南的方向上了：迨天圣后改封(唐叔虞)汾东王，又复建女郎祠于水源之西，东向(高汝行撰，嘉靖《太原县志卷五·集文》)。也就是在1267年之前，圣母已经进入了今日之圣母殿，并把供奉了数百年的周代封地之主“请”到旁边去了。高汝行认为，圣母殿是天圣年间(1023-1031年)建成的(高汝行撰，嘉靖《太原县志卷一·祠庙》)。刘大鹏转引《山西通志》说：“宋天圣间建女郎祠于水源之西”(刘大鹏，2003：201)。清初考据大师阎若璩也认为，“女郎祠之建，实始于天圣”(阎若璩，1973：卷五)。《宋会要》载：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四月诏，“平晋县唐叔虞祠庙宇摧圮，池沼湮塞，彼方之人，春秋常所飨祭，宜令本州完葺”(徐松辑，1935：019册，礼二十之二十二)。可能正是在这次重修的过程中，将圣母塑入了新殿，而将唐叔虞移了出去，朝廷同时还给唐叔虞加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封号“汾东王”(刘大鹏，2003：28)。这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变化，而是一个关乎伦理纲常的大决定。而圣母的身份，尤其是其功绩和入主晋祠的缘由，在宋代的各种史料中都没有任何记载，这也是大悖汉人修史之惯例的。 如果圣母真的是在天圣年间进入圣母殿的，③那么也就在大约50年之后，皇帝就第一次加封号给她了。据高汝行嘉靖《太原县志·祠庙》载：熙宁(1068-1077年)中，以祈祷有应，守臣请加号“昭济圣母”。大约40年后，徽宗政和元年(1111年)，朝廷再次加封“显灵昭济圣母”，次年七月，庙额改赐“惠远”。这里有两点值得重视。首先，就在宋太平兴国年间，赵光义紧锣密鼓攻打北汉的同时，还花大力气翻修了晋祠，而翻修之后，唐叔虞仍稳坐在庙里面，但不到30年之后，他就被请了出去，这30年正是宋朝武力征服北汉之后在当地建立国家机构和树立国家合法性的关键时期。而一个国家出面修葺的庙宇，要更换主神位，仍旧得由国家来操办才行。因此，可以断定，晋祠圣母的出现断不是民间行为，而是国家一手策划实施的。其次，在嘉靖《太原县志》和阎若璩的《潜丘剳记》中都明确写着，这次加封的缘由是“祈祷有应”，但在后来的文献中，特别是在负佩兰修、杨国泰纂的道光《太原县志》中，则被修改成了“祷雨有应”，一字之差，将封号的原因限制在了求雨一件事情上，而实际上，圣母最初获得封号的原因并不一定是求雨有应，她的出现和获得晋祠的主神位，更不是因为求雨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