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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水母娘娘：乡土社会的丰产祈求 明代，晋祠格局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圣母出现了另一个身份——柳春英，即今天所说的“水母”。高汝行嘉靖《太原县志·杂志》载： 俗传晋祠圣母姓柳氏，金胜村人，姑性严，汲水甚艰。道遇白衣乘马者欲水饮马，柳不惜与之。乘马者授之以鞭，令置瓮底，曰：抽鞭则水自生。柳归母家，其姑误抽鞭，水遂奔流不可止。急呼柳至，坐于瓮上，水乃安流。今圣母之座即瓮口。 其实，水母和圣母的区分是清代中后期才出现的，此前，水母是附着在圣母身上的晋溪水神。柳春英无疑是当地人塑造出来的民间水神，但如果认为民间塑造这样一个水神只是为了和国家争夺水权，未免将这个故事简单化了。高汝行当然认为这个故事出自山野鄙夫之口，不足称道。到了后世，刘大鹏甚至以此论证“昭济圣母”根本不是水神，而柳春英才是晋源水神。但刘大鹏没有见到过嘉靖《太原县志》，他不知道这个故事最早讲述的并不是水母，而是圣母。行龙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认为，这个故事是金胜村编造出来争夺水权的，并和前文叙述的嘉靖年间金胜村挑起的诉讼关联起来(行龙，2005)。赵世瑜更加明确地指出，圣母同时具有“昭济”和“柳春英”两个身份，但他对这个故事的理解和行龙基本相同，认为是“祭祀水母的人群”借此在向“祭祀圣母的人群”进行挑战，目的仍旧是为了争夺难老泉水的使用权(赵世瑜，2005)。在清中叶之前，不论圣母是柳春英还是昭济，梳洗楼都只是一个配楼，其中的神像都只是一个梳洗像。将水母和圣母分开祭祀，是清代中期才出现的事情。 笔者曾经到金胜村探访柳氏后人，当地人说，柳氏原来确实住在这个村，很多人还能指出柳氏家祖宅的宅基地，但柳家早已绝后了。村里的老人异口同声地肯定说，水母和圣母原本就是一个人，根本不是两个不同的神灵。笔者以为，关于水母柳春英真正值得关注的是，第一，圣母从宋初进入晋祠，抢夺了唐叔虞的祠堂，而民间产生的晋溪水神并没有附着在唐叔虞身上，而是附着在了更具皇权色彩的圣母身上，可见民间社会对丰产的祈求对皇权有着强烈的依赖性，而作为儒家理想政治之象征的唐叔虞却无法对丰产给予实际的帮助。第二，当地人将雨水与季节性洪水看作是一种水，而雨水从来都和皇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尽管难老泉产生自一次洪水，但对皇权之威胁的警惕最终使得难老泉的水神还是要和圣母分离。难老泉因此成为一种地方性的丰产力量，使得晋水灌区不再依赖雨水，并且在水利灌溉系统的安排上将季节性洪水直接排放到退水渠里，从不让这些洪水与难老泉水混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