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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祠圣母殿边上有一通宋宣和五年(1123年)姜仲谦撰《晋祠谢雨文》碑，碑中有云：“惟云朔之初附兮，震天声于远夷。谅非神之阴相兮，何以杜鼠窃于藩篱。乃潜心而默祷兮，薄精诚之上驰。达龙香之芬苾兮，耸冠佩之陆离。步长廊之回环兮，考故事于丰碑，惟圣母之发祥兮，肇晋室而开基。王有文之在手兮，其神灵之可知”(晋祠博物馆选注，2001：20)。这时，圣母已经获得了她在宋代的所有封号，但从碑文来看，姜仲谦之所以来此求雨，并不是因为已经认定圣母和唐叔虞是主水的神灵，而是因为这一年金辽交战，阿骨打死于白水泊，云州、朔州诸州重新与宋朝通好(晋祠博物馆选注，2001：22)。姜仲谦认为，这不战而来的果实自然应该归功于昭济圣母和汾东王的佑护，既然他们能保佑不战而收复疆土，想必是十分灵验，而地方父老又都说“祸福惟神之所司”(晋祠博物馆选注，2001：22)，所以求雨也必是灵验的。他在文中透露了认为圣母是邑姜的意思，即“惟圣母之发祥兮，肇晋室而开基。王有文之在手兮，其神灵之可知”。而且，他显然认为，既然叔虞是晋的开基之祖，帮助朝廷抵御来自晋的北部边境的外患也是顺理成章的，但当时晋祠的主神已经是圣母，为了应对这一矛盾，姜仲谦才提出了圣母原本是邑姜的看法。但真正可怪的事情是，这个观点竟长期无人理睬。整篇碑文只字不差地录在嘉靖《太原县志》上，而县志的编纂者高汝行本身就是进士出身，应该不会看不出其中含义，遑论县志流传开来，读过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却没有一个人出来应和。 明朝在洪武初年冬打下太原之后，次年即加封圣母为“广惠显灵昭济圣母”，这次加封的原因在“加封诏书”中写得明白，就是因为祈雨有灵。这是在国家正祀中第一次肯定晋祠圣母是主管雨水之神。元好问在蒙古太宗十四年(1242年)的《惠远庙新建外门记》中就已经提到：晋溪神曰昭济，祠曰惠远，自宋以来云然。然晋祠本以祠唐侯，乃今以昭济主之，名实之紊久矣(晋祠博物馆选注，2001：23)。洪武四年，朱元璋下令，“革天下神祇封号，止称以山水本名，而圣母庙遂改为晋源神祠”(阎若璩，1973：卷五)。同年，汾东王的称号也被革去，改封唐叔虞之神。此后，“昭济圣母，晋源之神”的身份一直到清康熙十一年之前，再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晋祠西寨村人阎若璩和他的老师、时任太原知府周令树共同提出圣母原本的身份是唐叔虞之母邑姜。在《四书释地续》中，阎若璩专门撰写了“邑姜”一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