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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吉田松阴，就如同速须佐之男命大闹高天原一样，闹得幕府胆战心惊，他当然要受惩罚，神可以有自由意志，他不能有；神可以不死，他必须死。我们都认为他死了，可他却认为，自己忠魂不灭，可以七生报国。这种七生报国的思想，山本常朝也有，在《叶隐闲谈》里，他说，与其成佛，还不如做锅岛藩武士，哪怕轮回七次，也要生为锅岛藩武士。 开创明治时代的人物，身上都有一股子这样的狂气，可这样的狂气，同时代的中国人，曾、左、李，包括后来的光绪帝，谁有？这不是哪个人的问题，是文化问题，文化疲软了，狂气不得出，怎能开创历史？ 除了豪迈的狂气，武士道里还有股子阴冷，那阴冷或许来自《古事记》里的王子倭建命，他从小就会不择手段的谋杀，长大以后，诸侯们都在他阴冷的杀气里一个个倒下，杀人的血腥，激发了他的诗情，他还多愁善感。这种阴冷，也传给了《叶隐》，对于残酷的死，而有诗兴。 明治时代的思想者们，多是狂者，狂能开创历史，当福泽渝吉高举“脱亚入欧”旗帜，推动文明转型，实现国策转变时，他是狂者。可当日本同西方列强一道侵略中国，我们就感受到了“脱亚入欧”的狂气里，带有帝国主义的阴冷杀气。为什么要侵略中国？不再是天下观里的道理，而是因为“入欧”了，欧洲人侵略中国，它理所当然要加入。当植木枝盛以“我就是神”来推动自由民权运动时，我们禁不住要为他的狂气喝彩，可仔细一看，就发现，原来运动的神圣目的，同样走向了阴冷的国家主义时，我们又不禁要为这种来自武士道的狂气感到悲哀。 明治时期，武士道，通过《军人敕谕》成为军人之道，通过《教育敕谕》成为国民之道，武士的狂气，当然就变成了日本文明的狂气。武士之狂，还是个体，多少还具有审美的价值。而文明发狂，毫无疑问，那就是帝国主义，我们要注意。 （《叶隐闻书》，〔日〕山本常朝著，李冬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版，32．00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