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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对“中国的有翼神兽”有下述印象： （一）中国的有翼神兽，无论就文献记载看（如《汉书•西域传》的记载），还是从文物形象看（如依托狮子的形象），都与西亚、中亚和欧亚草原的艺术有不解之缘。它在中国艺术中的出现似可上溯到春秋中期或至少是晚期，是从那时突然出现，逐渐发展为中国艺术的重要主题。其流行时期主要是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6世纪这一段。春秋中期到战国时期（公元前6－3世纪），即与格里芬在波斯、中亚和欧亚草原的流行期大致同步而略晚，中国也有很多类似发现，他们是以铜器和铜器纹饰为主，即主要是小件青铜器或青铜器的装饰物。主题，最初是以典型的格里芬即鹰首类最突出（战国以后逐渐衰亡），但带翼鹿、带翼狮和带翼虎也已出现，主要类型都已齐全。它们的风格与西亚等地流行的格里芬在主体特征上是一致的，比后来更有外来特点。秦代和西汉前期（公元前221－前87年），这类主题曾被用于某些宫观的装饰手段（注意：不仅在古代，而且在今天，外来艺术常常都是身份高贵的象征），以及某些小型器物，在形式特点上已经具备后来的许多要素。西汉晚期到东汉（公元前86年－公元220年），随着汉平匈奴和开通西域，这类主题十分活跃，它们被广泛用于各种材质，除铜器、陶器和石器，还包括贵重材料（金银和玉器），既用于精巧的装饰品（器座、砚盒和镇），也用于大型雕刻（神道石刻和画像石）。这一时期，鹰首类只是偶尔还见于画像石，已不再流行；鹿首类形成固定风格的麒麟；狮首类形成固定风格的天禄、辟邪。后者自东汉以来地位十分突出，不仅流行程度高，还被用于陵寝装饰，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纪念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中国的有翼神兽，出土地点很多，但时代较早似乎是集中于黄河流域，即与西域相通也与草原相邻的今甘、陕、晋、冀四省，特别是它们的北部，三晋地区的铜器是其代表。它的产品不仅与周、郑等地的铜器型式有关，也与陕北、晋北、冀北和内蒙草原的南部，以及白狄中山国的铜器型式有关，既受草原地区影响，又向草原地区输出，是文化融合的典型。当时的有翼神兽主要是三晋系统的有翼神兽，楚、曾和中山的有翼神兽或即从其派生（春秋时代的晋楚交争可能是有翼神兽南传的背景）。此外，中国的有翼神兽不仅在北方流行，在长江流域和长江以南也有不少发现，东可及于江苏、浙江，南可及于两广、云南，西可至于四川。它们当中，有些年代还很早，可以早到战国早期，说明古代的传播与交流远比想象要发达。其传播路线，除与古代丝路有关的东西通道值得重视，还有很多南北通道也值得考虑。如：（1）从内蒙东部、辽宁西部到河北北部，经山东，进入江、浙的路线；（2）从内蒙草原中部，经山西到河南，走洛阳、南阳、淅川、襄樊到江汉平原的路线；（3）从内蒙草原中西部，经宁夏、甘肃和陕西，入四川、云南的路线。汉代文化，是南北文化、中西文化大交流的结果。秦汉以来，有翼神兽逐渐成为普遍的主题。 （三）中国的有翼神兽是受外来影响，但它们与中国的艺术主题长期共存，又受后者影响，二者是互动关系。中国古代艺术，自商周以降，是以龙、凤为主。战国以来，并形成由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构成的“四灵”，后来麒麟加入其中，也叫“五灵”，但天禄、辟邪不在其中。天禄、辟邪在中国艺术中的地位很微妙，它不仅是以外来的狮子作为依托，从一开始就与外来艺术有不解之缘，而且还经常与其他表现异国情调的动物一起构成中国古代的“纪念艺术”。中国古代的“纪念艺术”是以秦汉特别是汉代最辉煌（以疆域广大的统一帝国为背景），其典型表现有三，一是汉代的宫观，二是汉代的祠畤，三是汉代的陵墓。这些建筑往往都有大型的铜器和石刻作装饰。它们包括：翁仲、麒麟、天禄、辟邪，以及各种表示域外珍奇和大漠风情的动物（大象、鸵鸟、骆驼，等等）。天禄、辟邪主要就是属于这类主题。它对中国艺术的影响，不仅是各种动物的“翼化”，而且对本土艺术中的龙和外来艺术中的狮子也有很大影响，使它们彼此的形象都得到很大改观。但最终，它并没有取代龙的地位，而是以一种虽经改造而仍留神秘的色彩，长期地保留在我们的艺术之中。 2000年4月4日－5月18日写于奥斯陆挪威 科学院，6月6日－7月16日改定于北京。 后记：本文写作过程中，曾得到挪威奥斯陆大学何莫邪（Christoph Harbsmeier）教授和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教授的指点与帮助，并参考过Michelle Chiu Wang女士的新作（见上注100引，内容是讨论格里芬从西亚向欧亚草原和中国传播的途径与方式）。此外，日本泉屋博古馆、美国芝加哥艺术研究所博物馆、奈尔逊—阿特金斯美术馆、华盛顿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和洛杉矶艺术博物馆也为本文提供了珍贵图片，均此致谢。 （本文原载《中国学术》2001年第1期，图片、注释等参见纸质媒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