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自叙述”和“行状”的记载，嘉靖二十九年至隆庆三年林大春任官期间，曾两度返回家乡，先是嘉靖三十九年丁内艰，守制家居3年，后为嘉靖四十四年因朝廷中徐阶与高拱的争斗，受高拱排挤而返潮阳短期居住。隆庆元年复出，官至浙江提学副使。隆庆三年高拱复相后再受排斥，终于家居18年，至去世未再获任用。尽管林大春在《自叙述》中着墨较多的是在外为官的经历和与朝廷中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等高官的复杂关系，对自己在家乡前后二十几年的活动轻描淡写，但是，细读《井丹集》和林大春另一著作隆庆《潮阳县志》，自然就会发现，据称家居时“大率以翰墨自娱”（注：林有声：《明中宪大夫浙江提学副使石洲林先生行状》。）的林大春，一直关注并介入地方和乡族事务，举其大者，包括组织乡兵抵御“倭寇”、多次干预官府招抚海盗并在潮阳沿海安置“抚民”的举措、结交地方官员并就地方事务建言、参与公共设施的修建和地方文化建设、编修《潮阳县志》等地方文献等等。其所作所为，本是许多士大夫在自己家乡都会做的，只是因为正当地方急剧动荡，社会重新建构的时期，林大春作为著名“乡绅”的举动，就对本地社会具有了影响深远的意义。至迟在元代已经存在于潮州地方的“双忠公”信仰，就是在林大春等有心人士的推动下，经历了其“地方化”和“民间化”过程中的一次关键性转折。 所谓“双忠公”，指唐代“安史之乱”时，两位以“忠义”著名的将领张巡与许远。至德二载，叛将安庆绪派部将尹子奇率军围攻中原与江淮之间的战略重镇睢阳，以打开前往财赋重地江淮地区的通道。时任河南节度副使的张巡与睢阳太守许远一起，率兵死守睢阳达10月之久，是为著名的“睢阳之战”。睢阳之战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最惨烈的战役之一，由于兵粮断绝、援军不至，张巡、许远脔妾杀奴，睢阳守军以城内百姓为食。最后，睢阳终于被叛军攻破，张巡与部将36人同时被害，许远被执送洛阳，亦以不屈死。张巡、许远的故事从唐代开始就被赋予忠义报国、事关天下兴亡的意义，唐、宋、元、明各朝都把奉祀张巡、许远的所谓“双庙”列入官方祀典（注：可参见《旧唐书》卷4900，张巡传；《新唐书》卷192，张巡传，许远传，赞；张方平：《乐全集》卷26，论祠庙事；《宋会要辑稿》礼二十，诸祠庙；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445，礼部156，群祀。）。传说中潮州地区双忠公信仰开始于宋代，直接与睢阳“双庙”有关。目前所知最早有关这个传说的记载，见于元皇庆元年曾任吉安路龙州书院山长的潮阳人刘应雄所撰之《潮阳县东山张许庙记》（又题《灵威庙记》）： 相庙初基，宋熙宁间，郡遣军校钟英部领方物贡于朝。道（经）归德，谒庙乞灵。夜梦神语：“以神像十二、铜辊一，闭后殿匮中赐汝。保汝俾奉归以祀而邑之东山”。明，发趋京，事讫允济回，具修脯胖答神贶毕，记梦中语，取所与者，星驰而返，置诸岳祠，钟旋踵而立化。邑人骇异，时见玄旌树于岳麓。邻寺僧徒夜见光怪，白有司，请移寺以宅神。由是公私有祷，其应如响，事闻于上，赐庙额曰“灵威”，二神册尊王爵，钟亦封嘉佑侯。其来尚矣。（注：《永乐大典》卷5345，十三，潮，潮州府三，文章。） 这个故事带有明显的灵异色彩，不过，刘应雄的《庙记》表明，至迟在皇庆元年潮阳已有专门祭祀张巡、许远的庙宇存在。元、明两代，位于潮阳东山的灵威庙一直是地方官员祭拜的庙宇，直至嘉靖年间，这里仍然是整个潮州府唯一祭祀“双忠公”的庙宇，这一来自中原地区的信仰，并未在民间得以广泛流播。 双忠公信仰的流播，是嘉靖至万历年间，在地方社会急剧动荡的情势下，经过林大春等著名乡绅和地方官员的多方努力而发生变化的。 作为受过很好儒学训练的士大夫，林大春本人对于有关潮阳灵威庙起源的传说，其实一直是抱着存疑的态度的。隆庆六年他应知县黄一龙之请，编修《潮阳县志》，在“县事纪”中就确定灵威庙系修建于元皇庆元年，而不是灵异传说中的宋代熙宁年间［4］（卷2县事纪）。在“恩命表”中，他又对传说中钟英受封为嘉佑侯一事表示怀疑，不予著录： 其起徒步，追封为候者，有宋钟英之外，无闻矣。英本故军校，宋熙宁间追封为嘉佑侯，语具刘山长应雄《灵威庙记》。顾其事涉神异，制辞莫考。［4］（卷5恩命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