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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人类学家李先生和费先生，钱先生的哲学意味浓厚得多，他对唯物主义的“反社会性”早有批判，景仰传统智慧，致力于以传统为基础寻求符合中国历史的中国出路，他关于礼和法的分析，给我们的启发很大。《湖上闲思录》这本书，发表于1948年，与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几乎同时，书中概括了他的一些想法，其中谈到礼与法，比较了中西的秩序观，表明中国礼仪的以下观点： 法的重要性，在保护人之权利。而礼之重要性，则在导达人之情感。权利是物质性的，而情感则是性灵上的。5 李安宅、费孝通、钱穆为20世纪初出生之一代学者，处在旧学转入新学的过程中，其身心承受着文化转变的阵痛，这从其论著中可见一斑。之所以要提到他们的礼仪论著，乃是因为这个文化转变的阵痛，持续至今日，依旧对我们这代人发挥着作用。 不是要“逆潮流而动”，只不过有意直面问题，我欲借“礼仪”观念的思索，寻求中国式社会理论存在的历史基础。 关于礼仪，人文学科已有不少研究;相比之下，宣称以社会为主要研究对象和观点的社会科学，对之却鲜有涉及。特别是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绝大多数建立在与礼仪对立的范畴之上，不从事礼仪研究，被认为是正常的事。于是，如上所述的那几种论著，绝非冰山那一角，而只能算是凤毛麟角。我们接受的现代个体主义分析方法6，在将我们的思想从形形色色的整体主义解放出来的同时，给知识探索设置了新禁区。过去一个世纪中国的种种反文化运动(包括“新文化运动”)，抱着世俗主义和“新鲜事物拜物教”的态度，破除“吃人的礼教”。一旦“礼教”被当作是“吃人”的“怪兽”，礼仪研究就不再受崇新弃旧的社会科学重视了。 作为现代人的一种，我们造下一种新道德;在这道德中，没有神仙，无神、无圣、无怪，同时，连社会价值自身，也遭到鄙夷。我们自身，成为“文化革命之马达”。 新道德约束我们的思想，诱导我们以一种“原子”为分析概念来透视人生与世界。我们时而也会替自己找一些“反模式”，比如20多年前的“集体主义”。可诸如“集体主义”之类的“主义”，却常常并非奠定于整体的思想上，而与依然是个体主义的人数相加法关系紧密。这样的“集体”，绝不发自内心，它发自外在压力;而可怜的我们，却还误以为，形形色色的反文化运动，都可以用“个性解放”来形容，以为它是表达良好的“现代心境”，是“适者生存”必备的条件。7 现代性带来的新道德使我们舍弃具有高度社会价值的礼仪制度，也使我们将它当成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过去”。社会科学不研究礼仪，社会科学家多数相信，这过时了的东西不好。 幸而历史对我们不薄。上个世纪30-40年代，社会动荡，思想界接近于“百家争鸣”。李安宅、费孝通、钱穆这些前辈，前两位是人类学家，钱穆先生是文化史家，不过，他的著述，一样地对于中国人类学的思考有启发。这些前辈的关怀不尽相同，说的事儿也不尽相同，可他们论述的观点之间有一致性——至少，他们共同教导我们，对于理解中国社会，“礼仪”这个概念极其重要。除此之外，几位前辈在论著中还给我一种印象，它们似乎在文章之上寄托了一种更高层次的期待：古代中国诸如“礼仪”这类观念，若能得到细心挖掘，便可能为中国社会科学奠定其世界地位，起促进作用。 以国人之作为出发点，不是要宣扬“国粹”。“礼仪”这类词汇，确实构成了中国文明的特征之一。然而，对于这个特征的论述，若不是服务于问题化的探索，就可能沦为民族主义。 我更关心的问题是：这类所谓“本土概念”，能否成为一种理论的基础，而获得它的世界性解释力? 将西方思想当作信仰的我们，时常对此抱着怀疑的态度。因而，不怎么愿意去论述中国观念在世界社会科学中的普遍价值。然而，被以为是对我们的文化嗤之以鼻的西人，竟有人比我们更信赖古代中国的智慧。 有鉴于此，我将跳跃于中西之间，在历史与异乡之间寻找交汇点，特别是要“神游”于现代社会科学(如人类学和社会学)及中国古史之间。 人类学与社会学都注重历史性事物，但二者的着力点不同。人类学探讨社会理论时，更注重从所谓广义的“前现代”社会中寻找纯然的、无国家的社会存在方式，自20世纪初期以来，他们以为，这些“前现代”社会不是历史意义上的，而是空间意义上的，就是说，它们无非是离现代文明中心有相当距离的“部落社会”。社会学的社会理论探讨多数建立于现代性的专门研究之上。其实，社会学的本义，主要就是对工业化社会的研究。这门学科它也关注历史，但多数论述，始终围绕着现代性的兴起过程展开。围绕着古代中国的礼仪探讨社会理论，在两个学科中的处境都相当尴尬。古代中国既非人类学家眼中的“部落社会”，又非社会学家眼中的国家与社会全然对等的现代民族国家。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古代中国的制度论述，之所以无法在社会科学的核心学科人类学与社会中获得明确的地位，乃是因为这一社会形态的“介于二者之间”的状态。8而社会科学的核心学科之所以难以容纳这种状态，恰是因为这些学科仰赖的资源，均来自的“前现代”与“现代”一前一后的二元对立现代主义历史观。也因此，针对作为古代中国社会形态的礼仪展开论述，也使我们在深感困惑的同时，更易于触及历史与现实双方面。这样的论述，如同所有论述，无疑会有自己的问题。然而，它将有助于我们在一个新的基点上思考现有社会理论的局限，有助于将历史的再理解纳入社会科学视野的拓展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