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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德克利夫-布朗之后 1945年，英国人类学大师拉德克利夫-布朗应邀作亨利·梅尔讲座，为此他写过一篇叫做“宗教与社会”的长文。拉德克利夫-布朗的讲座行云流水，跨越了西方宗教社会学理论和古代中国的礼学，探讨了中国人的礼仪思想对于宗教社会学(人类学)的重要性。以往西方宗教学研究多重视神学的文本分析与信仰分析，法国年鉴派社会学奠基人涂尔干则指出，神的信仰是人们赖以表达社会归属感的象征方法。宗教神圣性，不是指参加超自然的存在，而是指人们充满感情的社会相依性9。受涂尔干影响至深的拉德克利夫-布朗认为，这个宗教社会学的观点，早已在古代中国礼学(特别是荀子的礼学)中得到充分。古代中国礼仪思想蕴涵一种不同于西方神学的观点，它强调人的行为，而非“看不见以至难以置信的信仰”。拉德克利夫-布朗认为，中国礼学的这一观点，开了宗教社会学的先河，使我们意识到，不能轻易地将“看不见以至难以置信的信仰”当作证据，而应从人们的宗教行为来理解宗教。从社会学解析“宗教”，拉德克利夫-布朗认为，宗教是人们行动中的事物，而人的行动又受情感约束，表达和维持人与人之间的依赖性，因而“研究任何宗教，我们都必须首先考察具体的宗教性的行动、礼仪及集体性或个人性的仪式”10。 拉德克利夫-布朗并未给予“宗教性行为”、“礼仪”、“仪式”这些范畴明确的界定。然而，在借助中国的“礼仪”一词时，他显露出了人类学家对于其自身所处的文明的某种反省。 他的宗教定义，受罗伯生?斯密和涂尔干的影响，但在其论文中，他以相当长的篇幅论述中国礼仪的观念，得出接近于李安宅的结论。他说： 这派古代哲学家[儒家]的观点是，宗教礼仪有重要的社会功能，而这些功能一般独立于任何对于礼仪的效力起作用的信仰。礼仪给予人的感情某种规范的表达，进而维持这些感情的生命，使之有活力。而反过来说，正是这些感情对于人的行为的调控或影响，使有序的社会生活成为可能、得以维系。11 更饶有兴味的是，拉德克利夫-布朗接着说： 这样一种理论不仅适用于理解诸如古代中国这样的社会，而且也适用于理解所有人类社会。12 拉德克利夫-布朗的观点是：兴许礼仪比宗教，更具有世界性的解释力。 拉德克利夫-布朗发表这番言论之后不久，社会科学在中国进入了一个否定传统的漫长年代。他的礼仪之宗教社会学，迟迟没有传入中国，稍稍提到了一点他的结构-功能学说的费孝通先生，已于该文发表10多年后，被打成“右派”。而在遥远的英国，“宗教与社会”一文论述的从礼仪看宗教的观点，得到了广泛延伸，在接受学术批评的洗礼过程中，对英国人类学的“宗教”研究，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结合结构-功能主义与冲突理论，从牛津分离出去的曼彻大学人类学系淋漓尽致地发扬了礼仪理论，形成自成一格的学派。在这个学派中，格拉克曼和特纳相继成为学术引路人，他们的理论从不同角度，再度论证的礼仪观念的世界意义。 与拉德克利夫-布朗不同，格拉克曼认为，社会在一般情况下以地位区分和相互矛盾为特点。在法制社会中，法律成为平衡地位之别、解决矛盾的手段，而在缺乏正式法律的社会中，社会平衡与矛盾解决，则全然依赖“习俗”。13什么是“习俗”?其主要内涵恰是仪式或礼仪。从一定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说，格拉克蔓借助了拉德克利夫-布朗的礼仪理论，基于非洲“习俗”的考察，创立了一种“以礼为法”的解释体系。 在格拉克曼的基础上，特纳吸收了范·吉内普过渡仪式理论，给予仪式过程的分析更充分的关注。在特纳之前，西方人类学(特别是摩尔根的人类学)，通常将仪式放在亲属制度之下考察，使人以为称谓决定行动的方式。特纳的建树是，扭转了这个局面，赋予礼仪(仪式)研究本该有的重要性。对于特纳来说，行为(action)是人类学研究的核心，这点接近于拉德克利夫-布朗。而对他而言，“行为”这个词，更多是指礼仪意义上的“表演”。“表演”的种类多样，有等级主义的“表演”，有“颠倒仪式”，而无论如何，它都是对现存地位的一种扭转。人们通过仪式，聚在一起，反思社会分化，使相互之间重新形成依赖关系和感情。礼仪使人们克服平时的孤独、无助之感，融会于人与人的交融中，感到在人之上有一种神力在召唤。 如果说格拉克曼发现了“以礼为法”的社会模式，那么，用我的话来说，特纳所发现的，便是“戏剧就是法律”的命题。在他看来，以表演为方式呈现出来的集体感，介于巫术与宗教之间，其效果如同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在于加强社会平衡、克服矛盾。仪式过程中的“颠覆”，被他定义为“反结构”，意味在在特纳的意象中，礼仪具有“革命性”，如同“运动”一般，展现着人们对于平日生活的“抗议”。然而，“反结构”又不等于“革命”，因为它充分地制度化，其意义是在社会结构的内部安排中实现的。特纳宁愿将这种具有“革命性”的“反结构”定义为“社会剧场”，意思是说，那是社会集体表演的社会反思。1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