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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维-斯特劳斯]话语与音乐(6)

http://www.newdu.com 2017-11-07 中国艺术批评 2009-06-11 1 克洛德·列维-斯特 参加讨论

    这样,我不再去听歌剧,因为我预感到这条船将在有辱于诗词和音乐的导演和布景的重压下沉没。导演向自己提出的唯一问题(对此,乐队指挥就够了,因为指挥至少了解并尊重作品)是弄清楚作曲家头脑中所想象的东西,并运用我们今天所拥有的技术手段(但不可使用幻灯投影同布景混杂!歌剧是对现实的仿效),将它尽可能好地再现。1876年,瓦格纳说自己对四部曲的上演不满意,因为当时并无能力表现他想象的东西(我小时候还看到过瓦尔基丽[27]乘着罗马式小型战车在斜面上滚动,表示“马队”行进;演出噪音很大)。同现在人们所设想和所认为的相反,瓦格纳对舞台装置有极精确的看法,他要求人们符合这种要求。他写信给《罗恩格林》[28]的导演说:“在布景方面你同我略有分歧,例如第一幕中的河流(……)我本来更希望在城堡的大院里,阳台及从克莫纳特到宫殿的楼梯更多地展现在外(……)可使宫殿的塔楼稍向右边退一点。”关于《汤豪塞》[29]——这场演出他没有观看——他写道:“听人说《拉·桑格哈拉》在柏林取得很大的成功:可是,我不信演出按我对舞台布景的意图去做(因为我无法同意放弃露天拱廊连同楼梯和院子)。”
    我觉得,若轻率地对待这样的示意正如人们冒昧地任意处理歌词或音乐一样地严重。我甚至会希望在戏剧上,古代作品始终如其作者所构思、意愿和理解的那样上演。18世纪的一位名叫哈纳泰尔(Hannetaire)的作者,他本人也是演员,写道:“我们知道,尚梅兰小姐在各种角色中是多么成功地扮演了费特尔这个角色,拉辛(J.Racine)曾逐句为她作示范,据说,若是有符号记录,诗的朗诵本可以写下来并流传下来的。”可是古典的朗诵和布景在演员和舞台监督的任意处置之下,不幸已丢尽。要是服饰的风格和光彩,朗诵的语调由一位像扎米那样的理论者用符号记载下来,今天我们看到能乐也不会如此欣喜。
    一些导演由于没有文化涵养或是观念错误,让瓦格纳作品中的神仙和主人公走起路来步履维艰,他们用这些角色来为当时的意识效力。这粗暴地违背了原作意图。瓦格纳开始时写过历史题材的歌剧。但他没有继续下去,因为他确信只有神话在任何时代都是真实的:历史的真实性在神话之中,而不是相反。
    虽然我对散文家,对诗人深怀敬意,我觉得自己更亲近夏巴侬而不是莱利斯——他对这些弊端视而不见,而夏巴侬对歌剧的看法更为健康。不正是他赞扬拉摩这样的作曲家,即使是歌剧,作曲家的思想也无须由言语来表达?
    在夏巴侬看来,歌剧提出了一个双重性问题。这剧种在权益上是荒谬的,却取得了事实上的成功。而如果说歌剧取得了进展(他说,这种进展如此快以至他同代的歌剧作品同先前的作品已迥然不同),这并不是由于诗作之故——正如拉布吕耶(La Bruyere)所希望的那样:伟大的歌剧节目仅是初露端倪而并未诞生;只有音乐变得更加完美了。
    首先,夏巴侬强调指出,使用音乐同悲剧并无任何不相容之处,悲剧通过道白和动作设法引起观众的恐惧和同情心。角色边唱边做动作,边说话:女人一边缝衣纺纱一边唱,工匠一边干活一边唱,等等。音乐出现在日常生活中,它也同样出现在葬礼和战争这些可怕的悲剧中。但是,歌剧的那种表面上的“莫大的荒谬性”源于那些唱歌的人正是那些厮杀和死亡或正在受难的人。
    然而,在此只有更高层次的不真实性,而不真实性始终存在在戏剧中,“一垛神奇的墙,时间和空间在里面紧缩起来”,后来瓦格纳通过古尔纳芒兹之口说出同样的话,以赋予变幻的舞台一种超越的意义。而“一切产生效果的不真实性具有自身的合理性和优越性(……)音乐又是一种奇事,它赋予他一切事物以真实性”。音乐使舞台演出变得更为庄重,填补了沉思中人物的静穆,通过乐队演奏的多种手段激发起强烈情感的意识(这是主题歌在交响乐中);音乐又通过合唱来表达主角亲信们的闲言碎语,“体现一群激动的人感染旁观者的炽烈情绪”。
    至于第二个问题——只有音乐变得更加完善,而不是诗句——他作了这样的说明,歌剧在其发展过程中,要求诗歌和音乐向着对方的相反方向发展。这便是吕利的歌剧剧本作者的功绩。基诺[30](Quinault)作了创新,他使“悲剧服从于音乐”。他避免各种纠缠,“在主题中”寻找“最美妙的东西”,“在处理这些主题的方式中”寻找“简洁”。
    莱利斯后来也同样说抒情戏剧以其“更多的俗套”拯救了一切;他赞成霍夫曼[31](Hoffmann)要求歌剧剧本的作者做到“观众在几乎不懂一句唱词的情况下,也能根据自己眼前发生的一切来理解剧情”(但是莱利斯稍后又说,若他不懂歌词,也许不会怀着如此激情去听“马哈高尼”的合唱)。真是有趣至极!莱利斯对瓦格纳“又长又复杂”的诗提出批评,正如夏巴侬批评伏尔泰的戏剧脚本一样:音乐本来会要作删减,因为“在抒情剧中,简洁为要”。
    “凡是抒情悲剧站得住之处,它首先采用了简洁和具有神话色彩的主题(……)古人的想象力所开创的这片天地充满着假想,闪烁着快活的幻想光彩,犹如为音乐的魅力事先预备好的领域。”我可把夏巴侬的这些话(过去我并不知道)纳入对《光身人》最后乐章所体现的观点的支持,即17和18世纪的音乐把神话思想的结构为己所用。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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