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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金山遗址群 （一）调查时间 笔者于2016年12月11日探寻海金山遗址。 （二）遗址简介 海金山遗址位于西拉木伦河北岸的一处山坡之上，山坡为黄土台地，地表覆盖沙土，有的地点已暴露出黑土、红烧土及灰土堆积。遗物散布面积大约有50余亩，文化层一般很浅，约30cm左右。遗址属于海金山牧场范围，距海金山牧场场部约4km[6]。该遗址未经过正式发掘,根据地表采集到的玉器、石器、陶片可以确定为红山文化遗址。采集到的三件玉器目前全部藏于翁牛特旗博物。1974年和1975年，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先后对海金山遗址进行了两次调查，所形成的材料名为“内蒙古翁牛特旗两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发表于《内蒙古文物考古》。 （三）调查详情 因海金山遗址发现时间较早，且未经正式发掘，所以相关资料较少。加之笔者对当地地理、交通情况缺乏了解，调查时间正值雪后，地表信息全部被覆盖，故未能寻到海金山遗址的确切位置，实属遗憾。 五、翁牛特旗岩画群 （一）调查时间 笔者于2016年12月11日对翁牛特旗岩画群进行了实地调查。 （二）遗址简介 赤峰市文物工作人员在翁牛特旗海金山镇白庙子山一带发现了多处红山时期的岩画，经证实，这是中国首次发现这一时期的岩画群，而且岩画的一些图形与以前出土的红山文化玉器造型极其相似，二者起到了相互印证的作用[7]。这些岩画的发现为研究红山文化及中华文明起源提供了新的思路。经过专家、学者们的多次调查，已发现可辨的独立岩画10组，其画面形象十分特别，以人的面部为原型进行“狰狞化”的表现，如怒发冲冠、怒目圆瞪、呲牙咧嘴等表情（如图5-1）。值得注意的是白庙子山方圆40km范围内曾出土过“中华第一龙”、玉猪龙、勾云形玉佩等红山文化时期的典型遗物，岩画凿磨的轮廓线槽与上述文物的神韵相似。同时，附近沙地中散布很多新石器时代的石器，所以，此地出现的岩画绝非偶然，而是承载、传达着厚重的红山文化。岩画群周围的地势较为平坦，很可能是红山先民举行集体活动的场所。 图5-1[8] （三）调查地点及详细路线 根据文献资料的记载，翁牛特旗岩画群位于白庙子山与白庙子村一带，但卫星地图上未有任何与“白庙子”相关的标注。后因该地点属于翁牛特旗海金山种牛场的管理范围，故笔者一行从翁牛特旗乌丹镇出发，沿乌金西线向东北方向行驶约50km后抵达海金山种牛场管理委员会，并在海金山种牛场管理委员会肖主任与海金山文化站梁站长的带领下，到达遗址处进行调查。调查人员从海金山种牛场管理委员会出发，沿乌金线向西南行驶7.1km见明显的“中粮二期第十二分厂”指示牌，继续向西南行驶约200m，可见道路东南侧有一便道入口，该处地理坐标为北纬43°10′32″、东经119°22′17″、海拔497m，于此弃车步行，沿基本垂直于公路的方向行进约1km后抵达岩画群附近。途径白庙子村，该村目前仅余两户院落，且无其他建筑及标示。作为岩画群载体的“石墙”位于一处条形缓坡的顶部，排列的较为整齐（如图5-2），绵延数百米，仔细观察可知目前裸露的“石墙”仅为整体的一部分，还有相当的部分被沙土掩埋。遗址碑处（如图5-3）的地理坐标为北纬43°08′51″、东经119°21′36″、海拔529m。遗址碑的附近也是岩画比较集中、明显的地方。笔者在遗址碑附近，沿“石墙”的大体走向进行了简单调查，发现几处岩画，但由于翁牛特旗近期有几次明显降雪，调查范围内的地表全部被积雪覆盖，故未能采集到遗物。 （四）遗址现状 遗址现无明显保护措施，基本维持自然状态，只是设立了遗址标示碑。经现场调查，共发现岩画4处（如图5-4、5-5、5-6、5-7）。目前，岩画的线槽清晰、轮廓完整，保存状况较为乐观。但是受自然因素的影响比较严重，一些岩画的一部分已经被沙土和积雪掩住（如图5-6、5-7），这也说明此地很有可能存在更多的岩画。岩画群周围的环境较为原始，并无道路，夏季为草场，冬季即被积雪覆盖。 （五）小结 翁牛特旗岩画群为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于2014年9月公布的第五批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原为“白庙子岩画”，⑧遗址“升级”已有两年时间，但遗址碑依然如旧（如图5-3），且已出现明显的倾斜。 翁牛特旗岩画群现无明确的保护与利用规划。因该地区几乎不存在酸雨的可能，所以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为风沙侵蚀，从岩画群目前的保存状况来看，暂不需要紧急保护措施，比较适合进行长期的保护及利用规划。 在此次走访过程中，海金山种牛场的工作人员提供了细心且较为专业的帮助。工作人员普遍对遗址概况有一定的认知，也有较强的遗址保护意识，在带领笔者参观、调查的途中，能准确指出几处较为明显的岩画，对岩画群周边的自然、人居环境有着非常全面的了解。此外，工作人员对附近的其他遗址也有一定了解。 六、结语 1935年至1938年，日本考古学者在赤峰红山后进行了考古发掘并发表了日文版报告。2015年该报告的中译本——《赤峰红山后》正式出版发行。至此，国内外学者对红山文化的探究走过了80载的风雨烟云[9]。从红山后遗址的发现、发掘，到红山文化的正式命名，再到“红山文化遗址”的申遗，国内外学者摸索着走出了一条红山文化研究之路。与此同时，人们也一直在探索红山文化遗址的保护之路。本次调查中，笔者欣喜的看到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理念的更新，近期发掘的红山文化遗址在保护与利用上已经日趋成熟、合理。但同时也有一些年代久远、开发价值不明显的遗址被弃如敝履，朝不保夕。 红山文化遗址除去能给学术研究提供考古资料和信息外，其更普遍、更广阔的意义何在？诚然，红山文化的探索离不开顶尖的专家和学者，但红山文化绝不是高高在上、属于少数人的。相反，红山文化是属于大众的，它由数千年前的大众所创造，也应被如今的大众所了解和欣赏。如何打通红山文化与公众之间的脉络、让红山文化活跃于大众层面，笔者认为这必须要依赖公共考古学。公共考古学也称“公众考古学”，是一个较新的学科，约于上世纪60年代出现在部分西方国家，它的主要研究领域为考古学发现与公众、社会、经济、生活之间的关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罗泰先生认为想要实现这一目标，展示考古学成果、展现考古学问题是入手点[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在首届中国考古学⑨大会上提出：公共考古就是要向公众展示，多给公众参与的机会，希望能开放发掘、整理现场[11]。在首届赤峰考古论坛⑩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公共考古中心常务副主任刘国祥研究员强调了公共考古的突出意义和广泛前景，并多次提及在赤峰地区建立遗址博物馆和考古公园的设想。笔者认同上述观点，如此可以充分发挥遗址的隐藏价值，但也应意识到参观人群多为普通民众这一实际情况，布展、讲解及读物务必注重普及性和趣味性，内容力求简洁、准确、生动、图文并茂。 此文对各调查地点的路线做了繁复的记录，只因笔者在调查过程中遇到如是困难，许多遗址十分难寻，可以找到的文献记录又不甚详细，且年代久远，部分地名、地貌变化较大。地点、路线的描述仅为民间“红山文化爱好者”提供参考，不完善处，请诸君指正。当“红山文化爱好者”一词从陌生变熟悉的时候，才是红山文化真正“活”起来的时候。红山文化研究不能只靠专家学者，也应该植根于社会和大众，应该为“爱好者”们明确几处感受文化、感怀先民的场所。也许，只有亲自站在红山后这片热土之上才能理解文明曙光的深沉召唤，站在岩画面前才能领悟红山文化的那份细致与神秘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