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臣属关系的动摇与终结 爱德华一世上台之后，对祖父留下的这份遗产的态度与父亲有很大不同。他认为这种臣服且纳贡的关系是对国王尊严的伤害。在1274年回国即位之前，爱德华就派使臣参加在里昂举行的宗教大会，代表“国王、贵族和共同体”对向教廷臣服纳贡提出反对。反对的理由之一，是约翰王的献土有害于王国的福祉与国王的尊严，因而不能合法地延续下去；理由之二，是约翰王当时是在绝罚的威胁之下，担心失去生命和王国才被迫献土的，这种情况下的臣服关系缔结是无效的。(63)这一申诉显然没有什么结果，接下来爱德华想尽办法拖延了几年之后，于1277年和1278年先后向教廷缴纳了8000马克的贡金，包括补交了亨利三世最后几年的欠款。之后爱德华一世又交过三次贡金，分别是1281年4000马克，1284年2000马克，1289年6000马克。也就是说，1289年之前，贡金虽不是按年及时缴纳，但总归是足额交付了的。 但1289年之后，爱德华一世一直拖欠贡金，直到去世再未付款。其中有几次与教廷达成缴款协议，又中途作废。1317年，爱德华二世缴纳了本年度的1000马克贡金，但之前已拖欠近30年的款项继续拖欠。(64)在1320年又缴纳1000马克之后，爱德华二世也停止了贡金支付。爱德华三世上台后并无改变，到1330年，教廷正式确认的贡金欠款达到了3万马克。但纵观爱德华三世时代，只在1333年缴纳过1500马克贡金，之后便再无支付这一款项的记录。(65)总之，从1289年到1366年英国议会正式否认臣服教廷，英国实际缴纳的贡金仅4500马克，与应缴纳的数万马克相去甚远。 但1289年并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转折性时刻。之前，爱德华一世上台伊始就开始质疑对教廷的臣服与纳贡。数次缴纳贡金的背景，都是在对外交锋中得到教廷的支持，或者换取教廷批准国王向英国教会征税。(66)事实上贡金成了英国与教廷讨价还价的砝码。这一点在1289年之后也无改变。 另一方面，无论在1289年之前还是之后，教廷与英国双方都没有忘记这种臣服关系与纳贡义务。但在1366年前，双方的分歧一般都采取了冷处理的方式。如上文提及，爱德华一世1274年反对臣服的尝试无果而终，教廷与英国的官方文件对后续结果都不置一词。1317年5月，教皇约翰二十二世派使节到英格兰，其任务除了催缴欠款，还获得授权“接受英王爱德华二世为领有英格兰王国和爱尔兰王国而向罗马教廷进行臣服与效忠的宣誓。”(67)但没有任何线索表明爱德华二世对效忠的要求做出过任何的回应。1345年2月，教皇克莱蒙六世派特使到英格兰，要求爱德华三世偿付“自古以来(ab antiquo)”就向罗马教廷缴纳的“数目惊人(mirabilem summam)”的贡金，但显然遭遇了冷处理，因为使者只得到“简短的回复”便返回了。(68)1358年，教皇英诺森四世致信爱德华三世，试图敦促他缴纳拖欠半个世纪的贡金。为了使催款更有说服力，教皇附上了1214年英诺森三世收到约翰王臣服特许状的确认信，以及约翰王承诺每年缴纳1000马克贡金的誓词。教皇的信在议会进行了展示，但记录此事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并未提及结果如何。不同的编年史给出了不同的说法，耐顿(Knighton)的编年史说国王简短而机智地回复说他不会向任何人缴纳贡金，因为他“过去和将来都自由地持有王国，不臣服于任何人”(69)。但另一个编年史说教皇放弃了约翰王承诺的义务。这一种说法显然不足信，因为1365年6月，教皇乌尔班五世又一次致信爱德华三世，敦促他缴纳从1333年以来就拖欠的贡金。(70) 但乌尔班五世的这次催款却成为英国彻底否认臣服教廷的导火索。1366年5月4日召开的议会，几乎可以说是专门为讨论与教廷的臣服与纳贡关系而开的。(71)会上，国王向教俗贵族寻求如何对付教皇要求的建议。第二天，教俗贵族共同给出答复，并得到下院的支持，于是议会通过一项决议(ordinance)：(72) “……已故的英国国王约翰曾向教皇(指英诺森三世)提交一份契据，承诺将为英格兰王国和爱尔兰领地(le roialme d’Engleterre et la terre de Irlande)而向教皇永远效忠并每年缴纳贡金(un annuelcens)，现在，基于该契据，教皇将向国王采取法律行动(proces)以恢复这一臣服和贡金；此事已向教会贵族、公爵、伯爵、男爵和下院宣布以寻求其看法和建议，以及国王当如何应对教皇针对他和他的王国的任何行动。教会贵族、公爵、伯爵、男爵和下院在充分权衡之后一致认为，无论约翰王还是其他任何人，都不可以不经他们的同意(saunz assent de eux)而把他自己、他的王国和他的人民(lui ne son roialme ne son poeple)置于如此的臣服地位；许多证据表明，约翰王的臣服没有得到他们的同意，并且违背了他的加冕誓言。” 贵族和下院还宣称，对于教皇将采取的无论是法律行动还是其他措施，他们都将以其全力予以反对和抵抗。(73) 爱德华三世把此事提交议会讨论，应该是预见到这样的结果的。教皇在英格兰的敛财行动一直受到包括英国教会在内的英国各阶层的敌视。比如在1358年议会上，下院就提出必须首先解决长期以来的教廷敛财问题，他们才会考虑由教皇特使提出的英法合约的批准。(74)所以国王的这一行动实际上表明他已经决定彻底放弃与教廷之间的这种长期以来的暧昧关系。而做出这一决策的背景，正是乌尔班五世与爱德华关系的不断恶化。乌尔班刚刚否定了爱德华之子埃德蒙与佛兰德尔伯爵的女继承人之间的婚姻，转而批准其嫁给法王约翰二世的儿子菲力。这打破了爱德华试图维持与佛兰德尔同盟关系的计划，让刚刚在战场大败法军，并通过《布雷蒂尼条约》重创法国的爱德华极为震怒。同时，教皇从1363年开始禁止有圣俸者的兼职行为，让爱德华政府中的几位重要成员收入大受影响。作为回应，爱德华三世在1365年1月的议会上重申了两项反教皇权立法，即1351年的《圣职授职权法令》(Statute of Provisors)和1353年的《王权侵害罪法令》(Statute of Praemunire)。(75)同时，在英格兰的教廷税收官手中的资金被英国政府扣押。(76)因此，乌尔班五世在1365年忽然逼债也算是其来有自。 议会为爱德华三世摆脱臣服与纳贡地位找到了冠冕堂皇的理由：未经“他们的”同意和认可。这里的他们在当时显然主要指贵族。但约翰献土是否得到英国贵族的同意和认可，这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难题。(77)约翰在1213年5月臣服教皇的特许状有13位教俗贵族的见证，但基本是身边的亲信，似乎不能代表全体贵族。但有一个证据表明反对派贵族也是接受献土的事实的。1215年5月，约翰王在罗马的代表写信给约翰，称发现反叛的贵族派遣使团到罗马向教皇控告约翰，而他们如此做的基础就是教皇是英格兰的领主。这些贵族还声称他们督促约翰按时交纳每年的1000马克贡金。(78)另外有学者指出，在《大宪章》签订的前夜，几个最激烈的反对约翰者仍然盛赞其臣服教皇的行动。(79)不过，约翰王也曾写信给教皇申诉，称贵族反叛自己的原因是他向教皇称臣。13世纪的编年史家在叙述这一事件时也态度各异。分析这些互相矛盾的证据以及当事人做出相应叙述的背景，自然会导致各种解读的并存和冲突。1366年议会的决议也没有列举其证明约翰王没有得到贵族和人民同意的所谓“许多证据”。所以这一争论看来无从结案。然而，学者们争论这一问题的前提，是约翰王的决定一定要经过贵族甚至平民的(多数)同意，但事实上，在13世纪初议会体制尚未形成，所谓“全体同意”往往只是一个好听的说辞，并无完善的制度保证。约翰的臣服特许状声称“基于贵族的共同建议”，并有十几位贵族见证，在当时就是通常的做法。至于民众的态度，更加无法衡量，也基本无足轻重。以是否得到臣民多数同意来决定13世纪初政府行为的有效性，显然是不合适的。 但是，到了爱德华三世时代，议会制度基本成型，民众同意和认可的观念也已深入人心，因而可以成为一个有力的武器。爱德华以议会决议的方式正式否认了约翰献土的合法性，并得到了对抗教皇的有力支持，可以说大获成功。从实际来看，1366年之后，英国再未缴纳过这种贡金，甚至无论英国还是罗马教廷的现存官方档案中，都再没有提到英国的臣服和纳贡义务。(80)不过，也不能因此而认为约翰献土已被彻底遗忘。最著名的例证是英国宗教改革的先驱约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据估计写于1374-1378年之间的一篇作品。威克里夫声称在某次国务会议上听到七位世俗贵族分别陈述了教皇不应当是英王的领主以及贡金不应继续支付的理由。这些理由没有提到民众认可，而是主要集中在对英王臣服教皇不符合封建原则的各个角度的论述。(81) 罗马教廷的合作对中古西欧王权的发展至关重要。从1213年约翰献土到1366年议会否认臣服教皇，英国王权与罗马教廷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特殊时期。这种基于封建效忠的特殊关系一方面给英国带来了一位指手画脚的“主人”和大量的财务负担，另一方面也为13世纪英国王权改变其国际和国内处境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英国教会、贵族和民众对教廷势力过分介入的体会从一开始就与国王有所不同，所以当14世纪前后王权与教廷的合作也屡现摩擦时，这种特殊关系也就走到了尽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