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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石”一名见诸域外文字，就目前所知，以西摩卡塔为最早。以理度之，西摩卡塔的Ταυγάστ之名来自突厥人，此名之为突厥人使用当在此前，但就历史遗留的文字数据而论，更早期的突厥文字证据并未流传下来。8世纪以后，“桃花石”以Tabγač的形式频繁出现于突厥碑铭中，作为一个民族名称使用，同时又作修饰词和限定词使用，如“Tabγač的可汗”、“Tabγač的民众”、“Tabγač的官衔”等，但它指称中原政权，是没有疑问的。 西摩卡塔时代之后，中亚及西亚民族也以Tabγač或Tabghāj之类的名称指示中国。高昌回鹘时期别失八里僧人详古舍利都统（Sïngqu säli tutong）将汉文《大唐三藏法师传》和《金光明最胜王经》译为回鹘文时，将中国径直译为twqač 或tvγač，汉文为twqač（tvγač）文。twqač 或tvγač显为突厥文的t(a)bqač或t(a)bγač，意为“汉地”或“中原”，所以冯家升整理研究这两份材料时，毫不迟疑地将它们还原为“桃花石”。他认定此回鹘文写本完成于北宋年间。 “桃花石”一名经突厥民族的中介进入到中亚突厥国家以后，仍保留着以“桃花石”指示中原王朝的习惯。11世纪喀喇汗王朝学者马合木•喀什噶里在《突厥语大词典》中写道：“桃花石（Tavghaq）——此乃摩秦的名称。摩秦距离契丹有四个月路程。秦本来分为三部：上秦在东，是为桃花石，中秦为契丹，下秦为巴尔罕，而巴尔罕就是喀什噶尔。但在今日，桃花石被称为摩秦，契丹被称为秦。” 在这里，上秦、中秦和下秦分别对应宋朝、辽朝、黑汗王朝，且他明确指出上秦即桃花石，所以桃花石乃指中原的宋王朝。喀什噶尔被称为“下秦”，包括在“秦”的地理概念中，反映了新疆地区在历史上与中原内地的联系， 同时也说明，作为学者的马合木•喀什噶里，是在严格意义上使用代表中原王朝的“桃花石”这一名称。 中亚地区存在的这种区分还有其它证据。1218年，成吉思汗派遣使团到花拉子模，花拉子模苏丹马哈迈德（Mahomed）在布哈拉接待成吉思汗的使团，他夜间派人召来成吉思汗使团中花拉子模籍的使者，探询成吉思汗是否真的征服了“桃花石”？ 花拉子模苏丹所要了解的是蒙古南征的战况，他口中的“桃花石”是蒙古人兵锋所指的中原地区。1221年邱处机奉成吉思汗之命前往中亚，路过阿马利克（Almalic），看到当地“农者亦决渠灌田，土人惟以瓶取水，载而归。及见中原汲器，喜曰：‘桃花石诸事皆巧。’”他并了解到：“桃花石，谓汉人也”。邱处机提供的这个事实，再次证实中亚人是以“桃花石”指称中原王朝。不过，这位博学的道教长老只知其意为“汉人”，并未追根溯源，追究到更遥远的“大汉”称谓上。 但在另一方面，这个称谓在使用过程中意义逐渐发生演变：突厥民族在以“桃花石”称呼中原王朝的同时，也将“桃花石”称谓用到自身之上。黄时鉴先生从宋代文献中检出两条材料，可以作为可靠的证据。这两条材料涉及宋时黑汗王朝治下的于阗国贡献美玉的表文，见于宋人蔡絛的《铁围山丛谈》和张世南的《游宦纪闻》。 《铁围山丛谈》记表文： “太上始意作定命宝也，乃诏于阗国上美玉。一日，絛赴朝请，在殿阁侍班。王内相安中因言，近于阗国上表，命译者释之，将为答诏，其表大有欢也。同班诸公喜，皆迫询曰，甚愿闻之。王内相因诵曰：‘日出东方赫赫大光照见西方五百（国）中絛贯主阿舅黑汗王，表上日出东方赫赫大光照见四天下、四天下絛贯主阿舅大官家，你前时要那玉，自家煞是用心，只被难得似你那尺寸底，我已令人寻讨，如是得似你那尺寸底，我便送去也。’于是一坐为咍。吾因曰：裕陵实录已载于阗国表文，大略同此，特文胜者，疑经史官手润色故尔。” 《游宦纪闻》卷五记表文： “日出东方赫赫大光照见西方五百国、五百国絛贯主师子黑汗王，表上日出东方赫赫大光照见四天下、四天下絛贯主阿舅大官家，你前时要者玉，自家甚是用心力，只为难得似你尺寸底，自家已令人两河寻访，才得似你尺寸底，便奉上也。” 两处记载大致相同，均指同一事件。黄先生认为，表中“絛贯主”即希腊语Ταυγάστ、突厥语Tabγač（或作tabghač）。据《宋书•舆服志》及《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于阗遣使献玉发生在政和七年（1117年），又据《宋史•于阗传》，元丰四年（1081年）黑汗王“遣部领阿辛上表称‘于阗国偻儸有福力量知文法黑汗王，书与东方日出处大世界田地主汉家阿舅大官家’，大略云……”。此表文中的“汉家阿舅大官家”与政和七年表文中的“絛贯主阿舅大官家”相对应，可知“汉家”和“絛贯主”实为同一名称，即Tabγač；所不同的是，前者为意译，后者是音译。《宋史•于阗传》记为“汉家”，乃是史家润色的结果。 比照《铁围山丛谈》和《游宦纪闻》两处记载，蔡絛记载中“日出东方赫赫大光照见西方五百（国）中絛贯主阿舅黑汗王”对应于张世南记载中“日出东方赫赫大光照见西方五百国、五百国絛贯主师子黑汗王”，而以“絛贯主师子黑汗王”为确。 如此，则可知于阗国王称宋朝皇帝为“絛贯主阿舅大官家”的同时，也自称“絛贯主师子黑汗王”。这里的“絛贯主”似乎不可再解为“大汉”。同样，这个名称也见于10-13世纪间中亚黑汗王朝的钱币上，形成“苏来曼卡得尔Tabghāj 可汗”、“Tabghāj布格拉汗”、“克雷奇Tabghāj汗”等词语。 中亚史名家巴尔托里德也注意到，黑汗王朝时期“一些伊斯兰教徒的汗把他们自己称做中国汗（突厥语为Tabgach-khan 或Tamghach-khan），虽然他们的领地从未包括中国或中国接壤的地方”，但他认为这只是“保留了草原传统和伊斯兰时期以前传统的某些残迹”的结果。 这一看法证明他忽略了这个语词在辗转使用过程中的演变而未得要领。 实际上，这里的Tabghāj显然已在词义上发生了变化，不能再解为原来狭义的“大汉”了。“大汉”称谓在历史上所代表的显赫声势，中原文化优越地位，以及它在西域开拓史上的巨大影响，特别是唐帝国所代表的中原王朝长期保持的超迈前代的强大国势和对外方面的赫赫武功，重新张扬了“大汉”称谓的巨大影响力，使这个称谓已经演化为一种符号，表达“威望崇高的”、“地位高贵的”、“传统悠久的”等意义。因此，西域各国君王使用“Tabghāj汗”名称，所表达的应是“伟大的汗”、“尊贵的汗”、“古国之汗”或“伟大而古老传统的汗”等含义，并非如有的学者所说的“古国和大汗”。 17世纪克里米亚诸汗仍自称Tāt 与Tawγāč（Tawγāj）的大皇帝。Tāt指非突厥部落，而Tawγāč则是中世纪发展起来的Tawγāč称号在突厥人和蒙古人中的延续和滥用。 三、桃花石国内的战争 西摩卡塔中国知识中最重要的内容，无疑是关于桃花石国内部战事的记载：“桃花石国的统治者称作Ταϊσαν（Taisan），在希腊语中意为‘上帝之子’。…… 桃花石国土被一大河划分为二，这条大河过去是彼此争战的两大国的边界。这两个民族彼此以衣服的不同见异，一为黑，一为红，但在今日毛里斯皇帝君临罗马时，黑衣族跨过大河攻击红衣族，并取得胜利，一统全国。” 首先是Ταϊσαν（Taisan）的比对问题，有学者认为即“天子”之意， 但对音并不完全吻合；有学者认为即唐朝一代英主“太宗”， 但西摩卡塔写作时代早于太宗之时，此论与史实扞格不通。从译音角度，希腊语Ταϊσαν的第一个音节对应“太”，第二个音节“σαν”的声母“σ”对应拉丁语族的“s”, 又可转为“sh”音；希腊语中没有与拉丁语族的ang（æŋ）对应的韵母，而以“αν”代之。因此，希腊语Ταϊσαν可还原为Tai shang 即“太上”。 从历史角度，“太上”是“太上皇”的简称，秦始皇称皇帝以后，追尊其父庄襄王为“太上皇”，汉高祖刘邦尊其父太公为“太上皇”。但此类称呼均为荣誉，并无实际权力。南北朝乃至隋唐时期，许多皇帝让位于其子而自称“太上皇”，但仍掌握要政。如北魏献文帝拓拔弘于皇兴四年（471）禅位于其子，称“太上皇”，在这个位置上活到476年；北齐武成帝高湛于河清三年（565年）让位于其子，称“太上皇”，以“太上皇”身份继续秉政至569年；齐后主高纬于隆化二年（577年）亡国前不久让位于其子，称“太上皇”；后周宣帝宇文赟于大象二年（579年）让位于其子，称“天元皇帝”，行“太上皇”故事。开皇六年（586年）有隋高祖杨坚拒绝称“太上皇”事。《隋书》卷1《高祖纪》：“三月己未，洛阳男子高德上书，请上为太上皇，传位皇太子。上曰：‘朕承天命，抚育苍生，日旰孜孜，犹恐不逮。岂学近代帝王，事不师古，传位于子，自求逸乐者哉！”杨坚拒绝让位称太上皇，是否为恋栈贪权，姑且不论，但他所谓“近代帝王，事不师古，传位于子”，说明南北朝末期诸皇帝行“内禅”称“太上皇”为常见之事。唐高祖李渊于武德九年（626年）也有让位称太上皇事，说明“内禅”之风在唐初犹盛。 南北朝各朝以及隋代、唐初，“太上”演为一普遍性称号。《北齐书》卷9记载，（齐）成武皇后胡氏“自成武崩后，数出诣佛寺，又与沙门昙献通。布金钱于献席下……乃置百僧于内殿，讬以听讲，日夜与昙献寝处。以献为昭玄统。僧徒遥指太后以弄昙献，乃至谓之为太上者。”可见，“太上”为社会各色人所熟知，为显然之事实。与秦汉时代“太上皇”仅为荣誉称号不同，南北朝时期的“太上皇”多半逊位传其子后仍执国务大权特别是外交大权。前引《铁围山丛谈》曾记载，宋徽宗在“太上”位上曾下诏于阗令献美玉，说明迟至宋代“太上”名下的逊位皇帝仍然如此。故中原皇帝以这个称号为突厥所熟悉，并被突厥使节传播于拜占庭史家，实属自然之事。 西摩卡塔所记分割桃花石国土为二的大河指哪条大河？相互攻伐的两国指哪两国？英国著名东方学家亨利•裕尔认为；“这里的大河即长江；定都西安的隋王朝和定都南京的陈王朝以长江相隔。589年隋朝渡过长江时，在拜占庭帝国方面正是毛里斯皇帝（582-602）在位之际。陈朝皇帝投井自杀，其祖墓被挖，尸体被抛入长江，如塞奥菲拉克图斯所述，隋朝一统全国。隋朝都城所在的陕西境内，人民着衣黑色”。 法国著名东方学家戈岱司接受这种观点。 白鸟库吉亦认为“黑衣国指北朝，陕西一带华人穿黑衣，见之于Hajji Mahomed的记录。赤衣国指南朝。所记黑衣国击平赤衣国民，统一全国，即指隋朝降陈，合并全国。” 张星烺认为“所言中央之大河，即长江也。北为隋，南为陈。陈国上下，惟风流词藻是务，陈叔宝淫纵放荡。隋文帝开皇八年，暴陈主二十恶，遣高颍、杨素、韩擒虎、贺若弼等分道渡江。九年正月（公元589年）陷建康，虏陈叔宝，中国一统。当时隋兵制衣或尚黑，陈兵尚红，故有黑衣国及红衣国之传说。” 显然，中外学者都将西摩卡塔的这段记载解读为589年隋灭陈朝的战争。 然而，传统上的这种观点大可置疑。自古以来，中国南北方的普通百姓的服装在样式上或有区别，但在颜色上并无整体性的区别，换言之，普通民众衣红或衣黑者各地都有，并无显著差异。很显然，西摩卡塔所谓区分国家的服装颜色，并非普通民众的着装，“黑衣”和“红衣”不是后世学者所认为的普通民众衣装的颜色。 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之为政多遵阴阳五行，官服、旌旗、戎装往往呈现整体变化，因此，西摩卡塔所谓黑红颜色之别，应指官员或军队的统一着装；由于记载涉及到战争，显然应指军队的着装。张星烺推断“当时隋兵制衣或尚黑”已触及到问题的核心，但他说隋兵为尚黑衣之制，却不准确，缺乏充分史实依据。《隋书》卷1《高祖纪》：“（开皇元年，581年）六月癸未，昭以初受天命，赤雀降祥，五德相生，赤为火色。其郊及社庙，依服冕之仪，而朝会之服，旗帜牺牲，尽令尚赤。戎服以黄。”是隋朝军队旗帜尚赤，制衣尚黄。此外还有一间接证据，《隋书》卷23《五行下》：589年隋灭陈前夕，陈后主“梦黄衣人围城。后主恶之，绕城橘树，尽伐去之。隋高祖受禅之后，上下通服黄衣。未几隋师攻围之应也。”显然，陈后主梦中的“黄衣人”乃指隋朝军队，隋灭陈之战不符合西摩卡塔关于“黑衣国灭红衣国”的记载。 与此记载相当的是后周灭北齐。《魏书•礼仪志四》天赐二年（405年）：“王公后子车旒、麾盖、信幡及散官构服，一皆纯黑。”魏分东西以后，戎服有别。《北齐书》卷2《神武下》：“（武定）四年（546年）八月癸巳，神武（高欢）将西伐，自邺会兵于晋阳。……自东、西魏构兵，邺下每先有黄、黑蚁阵斗，占者以为黄者东魏戎衣色，黑者西魏戎衣色，人间以此候胜负。是时，黄蚁尽死。九月，神武围玉壁以挑西师，不敢应。……顿军五旬，城不拔，死者七万人，聚为一冢。”《御览》卷947引《古今五行记》：“东魏孝静帝武定四年，邺下有黄蚁与黑蚁斗。黄，东魏戎衣也，黑，西魏戎衣也。”是西魏戎衣尚黑，东魏戎衣尚黄。北周代西魏后，继承了西魏军队的颜色。《隋书》卷23《五行下》：“齐文宣帝（550-552），尚宴于东山，投杯赫怒，下诏西伐（指伐西魏），极陈甲兵之盛。既而泣谓群臣曰：‘黑衣非我所制。’卒不行。”又，《隋书》卷23《五行下》：“后周建德五年（576年），黑龙坠于亳州而死。龙，君之象。黑，周所尚色。坠而死，不详之甚。”此为间接证据。直接的证据见于《周书》卷3《孝闵帝纪》：孝闵帝元年（557年），“百官奏议云：‘帝王之兴，罔弗改正朔，明受之于天，革命视听也……今魏历告终，周室受命，以木承水，实当行录，正用夏时，式遵圣道，惟文王诞玄气之祥，有黑水之谶，服色宜乌’，制曰可。”又《北齐书•安德王延宗传》：576年北周军队围攻晋阳时，“周军围晋阳，望之如黑云四合。”后周戎衣尚黑，与五行图谶有关，《广弘明集》卷五：“周祖已前，有忌黑者，云有黑人，次膺天位，周太祖初承俗谶，‘我名黑泰，可以当之’，既入关中，改为黑皂，朝章野服，咸悉从之。”《隋书》卷12《礼仪志》载，后周警卫之制：“凡大驾则尽行，中驾及露寝则半之，小驾半中驾，常行军旅则衣色尚乌。”可知后周军队为黑色，可无疑。 北齐军队衣制尚红，也可推知。《北齐书》卷1《神武上》：“孝昌元年（525年），（高欢）从（尔朱）荣 徙据并州，抵扬邑人庞苍鹰，止团焦中。每从外归，主人遥闻行响动地。苍鹰母数见团焦赤气赫然属天。又苍鹰尝夜欲入，有青衣人拔刀叱曰：‘何故触王！’言迄不见。始以为异，密觇之，唯见赤蛇蟠床上，乃益警异。”是以赤色附会北齐君主。《隋书》卷23《五行下》：“后周建德六年（577年），阳武有兽三，状如水牛，一黄，一赤，一黑。与黑者斗久之，黄者自傍触之，黑者死，黄赤俱入于河。……黑者，周之所尚色。……后数载，周果灭而隋有天下，旗帜尚赤，戎服以黄。”此时北周、北齐相争，而杨坚势力虎视北周政权；隋“戎服以黄”，北周戎服尚黑已如前述，则赤色喻北齐戎服，可无疑。同书还有一证据：“（齐）后主时，有桑门，貌若狂人，见乌则向之作礼，见沙门则殴辱之。乌，周色也。未几，齐为周所吞，灭除佛法。”由此可断言，“黑衣国克服红衣国”之说，实指北周统一北齐；分划两国而为其边界的大河，应为黄河而非长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