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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广东士大夫建构的女官形象 从上述黄佐关于黄惟德的记载可知，至少从弘治年间开始，有志于乡土历史撰写的广东士大夫们就开始注意到了女官的价值。这种价值，在清初屈大均所作《女官传》中有鲜明的阐述：“明兴，乃有屈美人、陈司彩之流，以才德入供内职，夙夜勤恭，为帝后所重，斯亦女流不世之遇哉！旧《广州府志》载列女中，凡得五人，予简出别为《女官传》。盖谓女之仕也，能为天子诏，后治内政而有补于君德，亦与贤士大夫相等云尔。”(27)他将以“才德”入宫的“女之仕”与“贤士大夫”相提并论，目的是突出女性职官形象，与《明史》所言“女官”一致。她们当然也就成为塑造地方形象与人文价值的宝贵资源。 女官对地方社会具有积极意义，自然也就成为地方志书写的重要内容。黄惟德早在弘治年间已被《顺德县志》收录，但该志现已散失，无从查阅。嘉靖时黄佐也认识到了女官的重要性，因此他参阅弘治《顺德县志》等文献再次为女官入传。后来因为广东行政区划的变更，黄惟德的家乡在不同时期属于不同的县，这些县都不约而同地为其立传，如万历《南海县志》卷一一《人物列传·列女》记载“女官黄惟德”(28)与黄佐的记述几乎没有差别。之后崇祯、康熙、乾隆等《南海县志》“列女传”又与万历版一致。但不同县级地方志有时会作些微改动，如顺德县是景泰三年(1452)从南海县及新会县割地所建。(29)各种版本《顺德县志》均记载黄惟德为顺德人，目前所见最早《顺德县志》为万历时叶春及所纂，其在“女官黄惟德”条中抹去了“南海人”之说。(30)女官陈二妹在万历《广东通志》记载中为番禺人，康熙《番禺县志》卷一三《列女》进一步明确为“居沙堤新塱”(31)。之后的《番禺县志》《广州府志》几乎照抄康熙版内容，只在极少数字句上有出入。陈二妹居住的沙堤大约在康熙年间被划入增城，康熙二十五年(1686)《增城县志》记载甘泉都下辖沙贝、沙村、东洲、西洲等村。(32)但直到乾隆十九年(1754)《增城县志》才首次出现“明司彩陈氏”的记载，(33)内容又与康熙《番禺县志》大致相同。乾隆《增城沙堤陈氏族谱》是广东唯一涉及女官的族谱。其谱序云：“五世少冢宰讳大震公、六世副使讳息卿公，贵叔侄归隐陈家林，卜居番禺沙村。比明中，拨沙村籍隶增城，而聚族日益盛焉。”(34)陈二妹籍贯于此明了。 女官籍贯归属在地域上的改动看似细微，却暗示明中叶之后，广东不同政区的士大夫开始争夺历史名人的“归属”，以增加、彰显本地的人文价值，背后明显有利益的关联。这些女官的人文价值，与士大夫们对女官形象的建构不无关系。广东女官均是有才华的知识女性形象，黄惟德的才华在明嘉靖到清前期的广东地方文献中没有明确说法，直到咸丰《顺德县志》卷二八《列女八》才说她是“甘竹人，幼读书，通文词”。 那么，明初广东其他女官的才女形象又如何？清初屈大均记载：“屈氏，番禺人，洪武二十二年以才色被选入宫，擢为美人，奉侍敬谨……当选时，实以知书有才藻，非仅容色之美……其初实以选为女官进宫。”(35)屈氏显然才色俱佳。 番禺陈二妹入宫后，因才艺双全且出众，被宫中嫔御称为“女中君子”。万历《广东通志》卷二六记载的陈二妹完全是一位好学上进、知识广博的才女形象： 陈氏二妹，字瑞贞，番禺仲裕女也，貌端庄，在乳不啼，脺日设物以验，则左取印右取笔，以是知其不凡。甫能言，窥父书，指教数字皆不忘。至六七龄，示以女工，过目辄晓。就女师，闻爱亲敬长之言，必反复致问。《孝经》《内则》《列女传》《女戒》诸书，莫不潜心究之。深居闺阃，足迹未尝至中门。洪武二十年诏选民间淑女入宫，分司六尚，陈与焉。入见使兼六尚事，陈善六书，晓大义，精女工，嫔嫱皆师事之，人称为“女中君子”。二十四年命为司彩，赐归省，仍给禄养其家。阃范严肃，人罕见其面，有司候馈，皆辞却之。文皇即位，以司彩熟知典故，召复原职，年四十以病终于宫。遣中使护丧归葬。(36) 陈司彩降临人间就与众不同，满月即“左取印右取笔”，刚会说话，父亲教她读书，就能强记不忘。自幼学女红，也是过目即会。父亲专门为她聘请女师，教她潜心研读女教书。陈二妹受到的这些良好教育，为她以后在宫中施展才华创造了条件。她入宫后，因善六书、精女工，以致出现“嫔嫱皆师事之”的景象。永乐帝即位，仍在家乡省亲的陈二妹因“熟知典故”，又被再次召入宫中服役。屈大均在《女官传》中说她幼时“左手取剑，右手援笔”，七岁“就女师”读书。入宫为官，“后宫多师事之，称女君子，亦曰女太史”。她在宫中时以《内则》辅佐马皇后管理后宫，“司彩祖姑以《内则》佐高皇帝后母仪一世”。陈二妹还严守礼教，入宫之前，一直“深居闺阃”，入宫后回家省亲，也是“阃范严肃，人罕见其面”。可见，她是一位文化知识水平高且严守妇道的才女形象。永乐四年因“病终于宫，帝后为之涕泣，遣中使护丧归葬香子之山陈家林”(37)。 女官叶氏和王氏也都是读过书的女性，她们的才华也得到了广东士大夫们的肯定，甚至将她们与明初广东名士相比肩。史书记载： 叶女官者，番禺人，少有淑质，通《列女传》。洪武二十四年闻其孝敬，选入宫，擢为女官。 王司彩者，郡之河南村人，永乐二年选入宫为女官。时年尚少，权妃方见宠幸，特推同辇之爱，固辞曰：“臣妾嫠妇也，安敢充下陈哉！”上重之，亦从其志。司彩有文学，能诗，盖宋昭容之流而持操过之。所作宫词至今人犹传诵，以为类唐句云。王司彩宫词：“琼花移入大明宫，旖旎浓香韵晚风。赢得君王留步辇，玉箫嘹亮月明中。”(38) 与陈二妹读过的《孝经》《内则》《列女传》《女戒》相比，叶女官仅通《列女传》，其女官职务不明。她们在年少时所读的书主要是儒家女教书，士大夫记载她们所读书目不尽一致，屈大均说，叶女官“通《列女传》《女论语》”，并由此将广东女官与孙蕡等名流并列，“国初广东甫定，一时贤人君子若孙蕡、黄哲之流，联翩筮仕，而十余淑女与之同升诸朝，亦一时运会使然哉！”(39)孙蕡、黄哲是元末明初岭南著名文人，在广州南园结社，被后人誉为南园五先生。女官的人文价值形象于此得到凸显。 王司彩是广东唯一一位守寡入宫的女官，入宫不久，就被明成祖宠信的权妃举荐“同辇之爱”，若因此受宠则会升入嫔御之列，但她婉拒了永乐帝的要求。屈大均评价说：“王氏以孀妇坚辞御幸，则贞节之德可嘉矣。”(40)从权妃举荐王司彩来看，女官与嫔妃来往密切。王司彩为善吹箫的权妃作《玉箫宫词》，“是时，贤妃权氏、顺妃任氏、昭仪李氏、婕妤吕氏、美人崔氏，皆朝鲜人。权尤秾粹，善吹玉箫”(41)。清初谈迁记载王司彩的宫词作于权妃死后，“永乐中，贤妃权氏……俱朝鲜国王李芳远所进。权妃秾粹，善吹玉箫，见幸。永乐八年从征，还至临城薨，谥恭献……权氏薨后，司彩王氏作宫词……盖指权妃也”(42)。康熙时朱彝尊说：“司彩王氏，南海人，宣德中女官。”(43)如此，则王司彩自永乐二年入宫直到宣德时仍在宫中服役。 明清士人对王司彩的才德评价甚高，黄佐认为她的诗作、节操超过唐代“女学士”宋若华、宋若昭姐妹。(44)明代文人顾起纶评价她说：“宫词遒丽，亦椒庭之艳发者。”(45)屈大均说王司彩的《宫词》被“宫女恒歌之”，又评价说：“其才与上官昭容、花蕊夫人不相上下，节操则过之矣。”(46)可见，王司彩在贞操方面的表现，与陈二妹“阃范严肃”如出一辙。也就说，广东女官不仅才华出众，而且恪守妇道。 从上述分析来看，明初广东女官都读过书。她们大多出生在元末，此时士大夫正在珠江三角洲推行读书活动。宋末元初南海区适子撰《三字经》，元代黎贞对之训诂作《三字训》，成为广东妇孺喜爱的读物。(47)明初广东《三字经》经海南又传到江南，乾隆时，经学家邵晋涵为浙江渔民赋诗：“全家生计渔舠上，识字才教记姓名。读得黎贞《三字训》，便称渔浦小书生。”自注：“《三字经》为南海黎贞所作。赵考古自琼山携归，以授村塾。”(48)赵考古即赵谦，洪武时浙东大儒。可见，元末明初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读书热是女官识字的社会背景。 广东士大夫在建构明初女官形象时，十分关心她们与位高权重仕宦之社会关系，对女官原先的家庭则轻描淡写。以黄惟德为例，她与首辅梁储的关系就引起士大夫的极大兴趣。梁储，字叔厚，顺德人，陈献章的门徒，成化十四年(1478)会元，历经明宪宗、明孝宗、明武宗，担任过内阁首辅、武英殿大学士兼太子太保等职，权重位高，“立朝四十年，多自蔽掩，不夸其功，施德于人，不责报”(49)，成为南海士大夫的领袖人物，在朝野均有相当大的影响力。(50) 黄佐在《广东通志》中仅以梁储之母为黄惟德的侄女作简单交代。晚明以后的广东地方志多照抄黄佐的说法，直到康熙十三年(1674)刊本《顺德县志》才首次出现黄惟德与梁储之母关系的新信息，引述如下： 黄女官名阿妹，大学士梁储母黄太夫人外祖姑也。太夫人未字时，极荷女官钟爱，太夫人德之……太夫人临终语其少子亿曰：“汝外王父母无嗣，今为之后者，家业陵替，伤哉！汝异日富贵，毋俾汝外王父母及祖姑为馁鬼，则吾可以瞑目矣。”亿后第进士，官至广西少参，致仕，追念太夫人遗命，为之立祠以祀云。(51) 这里开篇将之前黄佐所说的梁储母亲为黄惟德侄女，模糊地表述为“外祖姑”，尤其强调梁储母因为在父家时得到过黄惟德的特别关爱，所以一直感念不忘。她在临终前，特别嘱咐小儿子梁亿日后要为无嗣的黄家及黄惟德立祠祭祀。梁亿也满足了母亲的临终嘱托。 广东士大夫建构黄惟德的社会关系基本上围绕梁储母展开，康熙《广州府志》记载的黄惟德传有顺德、南海两说，对其与梁储母的关系也是两说并存，顺德为“外祖姑”，南海则暗示为姑，节录如下： 女官黄阿妹，顺德大学士梁储母夫人之外祖姑也……梁夫人临终，语其少子忆……亿后第进士，官至广西少参政任，追念遗命，为之立祠以祀云。 女官黄惟德，南海人……其侄女即少师大学士梁储母也，亦累赠至一品夫人。(52) 编者对顺德、南海两县黄女官的记述尽管以不同名字出现，且与梁储母亲关系的说法也不一致，但实际是同一个人。编者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不愿意破坏已有的地方文化资源格局。现存康熙《广州府志》为残本，缺编纂者姓名，笔者无法了解编者两说并存的用意。 黄惟德与梁储母的关系，还可以从梁储父母合葬墓志铭《封翰林院编修文林郎梁君合葬墓志铭》(53)中得到验证。据该碑铭记载，梁储父梁迟庵生于永乐十七年(1419)，卒于成化二十三年(1487)，享年69岁；母黄氏生于永乐十三年(1415)，也卒于成化二十三年，享年73岁。夫妇俩生育6个儿子。黄惟德于宣德七年(1432)从京城回到家乡，时梁储母17岁，尚未出嫁，得到了黄惟德的亲切教导，“其祖姑有选为女官者，甚见重于宫闱。后归老于家，仪范整肃，诸姑有为莫知□妻者，治家教子井井有法。孺人幼皆亲承其教诲，故《女诫》诸书悉通大义”。可见，黄惟德晚年归家后整肃闺门，教授家中晚辈“诸姑”读书，梁储母也忝列其中。结合上述梁储母所言“汝外王父母无嗣”看，黄惟德父家均为女孩，她与梁储母应属于黄家不同的支系。两人出生时间相差58年，到底是姑侄还是祖孙关系尚无法判断，所以广东文献才会出现梁储母是黄惟德的侄女或侄孙的不同说法。 然而，咸丰《顺德县志·梁储传》却将黄惟德与梁储母的关系直接替换为梁储本人。梁储“幼即颖悟。母之姑黄惟德通文翰，洪武中召为女官，历事宣德孙后，告归，爱而教之”(54)。其实，梁储根本不可能与黄惟德相遇，据明代史料记载，梁储卒于嘉靖六年(1527)，享年77岁。(55)据此，梁储出生于景泰元年(1450)，时黄惟德去世已15年之久。咸丰《顺德县志》说梁储受黄惟德亲自教诲，“初归，储方幼稚，惟德奇之，亲为教迪。其后储自筮仕迄入阁，所知朝廷掌故，闻于母族为多。储亦怜其无子，以弟亿子之。惟德既耄，每追念家世式微，以祠祀属亿”(56)。方志编者无中生有地将梁储了解朝廷掌故之功也归于黄惟德，且将梁亿为黄家立祠直接改为黄惟德的请求。从此也可判断，咸丰顺德志编者前述关于孙皇后赠图说也是出于臆测。 笔者之所以说咸丰志对黄惟德记载是臆测，还可从该志在黄惟德传后的“按”中得到印证：“诸志自叶志外，余不为惟德立传。盖入志者，皆贞节妇女，且未知先朝彤史之有光巾帼、争辉志乘，又不能集考其事迹，缺漏宜矣。刘向传列女非尽嫠妇。今惟德历事四朝，以恭俭隆受恩遇，始终尽礼，其出处进退，视贤士夫不愧矣，故补传。”(57)叶志即叶春及的万历《顺德县志》。显然，咸丰志编者没有看到康熙十三年《顺德县志》。而万历叶志恰恰略去了黄惟德与梁储关系的内容。咸丰志修纂者为冯奉初、温承悌、梁廷枏等多位顺德名士，他们追述黄惟德与梁储有直接的联系，是为了“争辉志乘”。尽管在黄惟德传后特别注明参阅了《明史》《黄志》《五山志林》等前人著述，实际上并不尽然，如顺德罗天尺于雍正间应官府邀请参与《顺德县志》《广东通志》编纂，在此过程中私著《五山志林》“黄女官”条说：“《邑志》云：黄女官名阿妹，大学士梁储母黄太夫人外祖姑也。太夫人未字时，极荷女官钟爱。”(58)《邑志》是县志还是通志，未详，但雍正前的广东方志均记载是黄惟德与梁储母有关系而非梁储本人。上述土大夫在建构黄惟德形象时，因地域和编纂年代及编纂者身份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但无一例外都记载黄惟德与梁储家族的关系，除了要说明黄惟德有显赫的社会关系外，还从其嘱托梁亿立祠，反映其尽孝的社会形象。 总体来说，明初广东女官在地方文献中均被形塑为才德、贞孝兼备的正面形象，对社会充满着教化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