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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录与名教 与直书与曲笔密切相关的是实录与名教。追求实录著作，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然而，从孔子的“书法不隐”到刘知幾的“直书”，再到章学诚的“史德——心术”，中国传统史学一直未能超脱“名教”的桎梏。实录与名教，也是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二重性的重要表现。 孔子的“书法”，从一开始就是指礼法原则，董狐书“赵盾弑其君”并非其实，真正杀晋灵公的是赵穿而非赵盾，但赵盾身为正卿，逃跑没有出境，返回又不惩罚凶手，责任难逃，故云“赵盾弑其君”。⑤班彪班固父子从历史撰述上肯定司马迁“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后汉书》卷40《班彪传》)，“其文直，其事该，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卷62《司马迁传赞》)。又批评“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弊也”(《汉书》卷62《司马迁传赞》)。对司马迁的评价显然是从正统、名教出发的，这即成了《汉书》编纂的指导思想。刘勰主“直归南、董”，又以“宗经”“征圣”为尺度，“尊贤隐讳”。刘知幾在《史通》中倡“直笔”，又笃信“子为父隐，直在其中”(《史通》卷7《曲笔》)。“臣子所书，君父是党，虽事乖正直，而理合名教”(《史通》卷13《惑经》)。一方面反复强调史家和史著要“审实”“故实”“摭实”“寻其实”……指责史家和史著的“失实”“不实”；另一方面又要求史学必须“激扬名教”。从而构成了刘知幾史学批评的双重原则，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章学诚“辨心术以议史德”，强调良史编纂史书当“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又云“名教中之罪人，天理所诛”，“言婉多风，皆不背于名教”(《文史通义校注》卷3内篇三《史德》)，也未走出“名教”的束缚。可见，“‘名教’观念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发展中有深厚的根源和长久的影响，以致成为史学批评难以逾越的藩篱……这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局限，也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之理论发展的障碍。”[5](P40-41) 名教思想在古代史书编纂中的重要表现，是以六经之是非为是非，以圣人之是非为准则，即把“六经”和“圣人准则”看成编纂史书的指导思想和评论史著的标准。如班彪班固父子对司马迁《史记》“文直事该”的肯定和“是非颇缪于圣人”的批评，就充分体现了“实录与名教”的思想，即编纂史书有两个标准，一是如实地反映历史，二是要符合圣人之义。 荀悦以“抑百家，崇圣典”作为修史的指导思想，他引“春秋之义”为据，反对汉景帝封匈奴降臣，曰：“《春秋》之义，许夷狄者，不一而足也。若以利害由之，则以功封。其逋逃之臣，赏有差等，可无列土矣。”(《汉纪》卷9《汉景帝纪》)引儒家“正己正人”之义为据，评论“治道”曰：“夫要道之本，正己而已矣。平直真实者，正之主也。故德必核其真，然后授其位。”(《汉纪》卷2《元帝纪》)他引《尚书》为据，批评汉高祖“白马之盟”，“高皇帝刑百马而盟曰：‘非刘氏不王，非有功不侯。不如约者，当天下共击之。’是教下犯上而兴兵乱之阶也；若后人不行，是盟约不行也。《书》曰：‘法惟下行，不惟上行。’若以为典，未可通也”(《汉纪》卷9《汉景帝纪》)。 范晔作《后汉书》，总是以儒家伦理为基本尺度，总结历史得失、评论人物功过，认为国家之兴盛、统治之长久无不与儒教风化、儒士德行息息相关。所谓“自光武中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故人识君臣父子之纲，家知违邪归正之路”(《后汉书》卷79《儒林列传论》)。儒学盛行，故东汉所以兴也。范晔《后汉书》的“序”“论”“赞”中大量援引儒家经典来评论历史人物。如：《安帝纪论》引《尚书》“唯家之索”批评其在位时邓后专权；《寇恂传论》引《左传》“喜怒以类者鲜矣”称赞寇恂“喜而不比，怒而思难”，引《论语》“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称赞寇恂也具有这种品质；《周章传论》引《论语》《公羊传》《诗经》《尚书》《孟子》等书之语，批评周章密谋废安帝、诛邓骘兄弟及邓众等宦官、废邓太后、另立平原王刘胜等。 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提出：“是立义选言，宜依经以树则；劝戒与夺，必附圣以居宗。然后诠评昭整，苟滥不作矣。”以“依经”“附圣”作为撰史的原则、态度和史学评论的标准，即把圣人和经典视为史官的最高价值标准，因此认为《汉书》是“宗经矩圣之典”。他撰写《文心雕龙》的目的，即在于“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文心雕龙·序志第五十》)。充分体现了正统思想、名教观念。 裴松之注《三国志》，一面倡导和实践直书其事的基本原则和精神，一面又本《春秋》之义，隐恶讳过。他曾说：“臣松之以为，《春秋》之义，内大恶讳，小恶不书。文帝之不立甑后，及加杀害，事有明审，魏史若以为大恶邪，则宜隐而不言；若谓小恶邪，则不应假为之辞。”(《三国志》卷5《魏书五·后妃传注》)这实有悖直书其事的精神的，是其名教思想的反映。 欧阳修与宋祁撰成《新唐书》，又独撰《五代史记》(《新五代史》)，不仅“二书‘本纪’法严而词约，多取《春秋》遗意”(《欧阳修全集》附录卷3，第2713页)，其他各部分也借鉴了《春秋》的做法，行文上师法《春秋》，崇尚简净；褒贬上仿效《春秋》，重视义例。 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上起战国，下终五代，“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47“资治通鉴提要”)，其指导思想便是“《春秋》之意”，著名通鉴学专家张煦侯认为：“欲观《通鉴》史学，当区分五事言之：一曰《春秋》之意；二曰《左传》之法，三曰儒家之宗旨；四曰本朝之背景；五曰著者之特见。”[9](175) 朱熹认为“孔子修六经，要为万世标准”，朱熹历史编纂学思想的核心是“义理为重”，强调“先经后史”的治史准则和方法、“辨明正统”的编纂原则、“道本文未”“文道统一”的史文表述等，都鲜明地体现出名教观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