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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审慎看待古代历史编纂学的二重性 史书修纂中的“客观与主观”“天命与人事”“直书与曲笔”“实录与名教”，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的二重性特征。如何看待这种二重性特征？ 首先，二重性特征反映了古代统治者的二重性需要。统治者“一方面要从历史中吸取真实的经验教训，要求历史的真实，追求实录直书的精神；又一方面，要求历史著作证明自己的政权是合乎天意的，因此，通过历史的作品宣传皇权神授，这又是在主观上要求曲解历史。真实的历史和虚幻的结合在一起，就构成封建史学的二重性”。[10](P443)出于政治统治目的的需要，封建时代的统治者总是力图使史学带有这种二重性，这是其长期存在的深层原因。 其次，二重性反映了史学遗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吴怀祺先生指出，二重性不是两个方面的简单的组合。如实地记录史事和按统治者的口味解说历史，以至歪解、虚构历史，两者统一在史学中。这两个方面又相互影响，统治者要维护统治，吸取历史教训，制约着他们不能完全置历史事实于不顾，同时，也由于此，封建时代的史家的实录又总是有限度的，实录精神不能贯彻到底。其二，二重性能较好地说明史学遗产中精华和糟粕并存。如天命史观以及正统论、名分论、历史循环论往往是连在一起的。有的讲天命，在天命论的外衣下，却又有着重论述人事作用对历史兴亡变动的意义。有的解释历史，以天命论扭曲了历史的真实面目，但又提倡写史要如实记载历史，提倡写信史。同样讲历史是循环运动的，但对某一段的历史解释又有进化的思想；按照历史的实际描绘历史的进程。有的史书毫不愧色可以称之为实录，而解释历史时，却露出一副神巫的面孔，把历史曲解成是天意安排的行程等等。其三，依据史学二重性说，可对历史典籍的价值作出较为客观的估定。如二十四史的记载，重心放在帝王将相，但把它说成是“帝王的家谱”也不恰当。从史料学的角度看，二十四史记载的事实基本是可信的，基本上可以作为历史研究的依据，是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思想价值的。故史学二重性往往又成为史家评论前代史书的原则。其四，二重性不是凝固不变的。如在思想史上，从最初的人神混一观念、天人相合的思想，到人神相分，以及历史思想的世俗化，是人类认识的进步。回溯中世纪史学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出一种趋向，随着社会的发展，在直笔和曲笔的斗争中，在重天命和重人事的斗争中，天人相关的天命史观趋向淡化。二重性的理论，能够较好地说明古代社会的史学思想发展的根据。所以，“中国古代的史学二重性构成中国古代史学思想上的重要的特点”。[10](P442-450) 再次，二重性在一定程度反映了史学求真与史学致用的辩证统一关系。史学求真，是历史学家的学术追求，是历史学家的天职。但史学求真的最终目的为了致用，即将历史知识、历史经验、历史智慧等运用于现实社会实践，服务于社会现实。故有“以史为鉴”“以史资政”“以史蓄德”“彰善瘅恶”等重要论说。刘知幾认为：“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贼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史通》卷11《史官建置》)强调史官、史书的客观作用和审美情趣，更强调史学“思齐”和“内自省”的重要教育作用，甚至视史学为“生人之急务”、“国家之要道”。又指出“名刊史册，自古攸难；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笔削之士，其慎之哉！”(《史通》卷8《人物》)以史学之“难”“重”“慎”强调史学的求真。刘知幾是把史学的求真视为史学经世的基础，无疑是正确的。宋代学者吴缜提出了“事实”“褒贬”“文采”作为评论史书的批评标准。认为“事实”是一部史书的根本，强调“为史之意”的根本在于“事得其实”，认为只要做到“事得其实”，即便“褒贬”“文采”有欠缺，也“不失为史之意”。[7]这是求真的要求。而他所说的“褒贬”实际上是著史者的价值判断，其中包含着史学经世的思想，史书的“褒贬”“文采”都得以“事实”为基础。同样强调了史学“致用”的前提是史学“求真”。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中，“求真”和“经世”天然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之一。史学的二重性，正反映了这种史学求真与史学致用的辩证统一关系。换言之，作为史学本质属性的“求真”和价值属性“致用”，共同作用于史家的史著中，体现着史家的编纂思想。史书的编纂，倘若违背了史学求真的原则，也就失去了史学经世的基础及其本来意义；反之，一味强调史学的致用功能而忽视史学的求真追求，又将使史学成为现实政治的附庸，丧失其独立品格和存在的基础。 总之，对待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的二重性特征，当取审慎辩证的态度，对其积极意义和消极影响须作出客观的评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