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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于上海图书馆查阅抗战时期的报刊杂志，新见陈望道佚文七篇。这些作品未收入《陈望道全集》（2011年浙江大学出版社），笔者整理在此，希望于学界的陈望道研究有益。 一、《战时的专门教育》《文化工具的运用》和《从“悲哀的文学”说到大众的教育》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陈望道即从广西回到上海，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与韦悫、郑振铎、陈鹤琴等组织上海文化界联谊会，继续从事抗战救亡活动。这三篇短论当写于回沪后不久。分别发表于1937年10月12日、11月1日、11月18日的《申报》“专论”一栏上。每篇均署名“陈望道”。 其中《战时的专门教育》一文，陈望道从专门教育的角度论述了抗战时期教育机关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他以为战时学校搬迁应该“跟军事、政治、经济上的需要相配合”，按照战时的需要及各学科的特点进行合理分配。同时，他也对系科的课程修订提出切实的改革意见，包括“添加战时的共同必修课”“将课程中有关现局的部分多加发挥”“在正课外加紧军事训练和政治训练”等。在《文化工具的运用》一文中，陈望道阐述了文化工具在抗战文化动员中的力量和作用。为了便于团结更多的民众投入抗战，陈望道主张在战时普及普通话，相比方言和文言，他认为普通话是一种更为重要的文化工具。 《从“悲哀的文学”说到大众的教育》是陈望道有感于沈起予“悲哀的文学”而发。《光明》编辑沈起予发表《悲哀的文学》一文，其大意是“在这回的抗日战事中，‘根本有无数悲哀的事发生’，尽该用来写‘悲哀的文学’。”此论一出，引发了当时抗战文艺界的一番讨论，其中即包括陈望道。针对沈氏的“悲哀”论，陈望道提出以“悲壮”代替“悲哀”，他说“‘不惜一死’是‘壮烈’的，这样壮烈的悲哀似乎并不是单单‘悲哀’两个字所能包括。” “我国文学上原来不少善于发抒悲壮情感描写的悲壮事实的文献，现在又正是这种文学产生的时期。无数悲壮的事实正在不断的出现，我们定会有无数悲壮的文学不断地产生。”在肯定文学创作个性化的同时，陈望道主张在抗战的意志上，在抗战的认识上，需要推行大众的教育，来开发大众的认识，齐一大众的意志。以上一组专论，皆是针对抗战时期的具体问题进行深刻分析，言简而意赅，体现出陈望道那种务去空言、好学力行的可贵精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