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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建树 全国抗战的爆发，对于中共而言，不仅是革命实践的重大转变，也是革命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共在抗战时期的革命实践，从建基于工农阶级专政、武装割据、建立苏维埃政权、反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和国民党统治的阶级性武装斗争，转变为建基于全国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的大团结、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基础、联合国民党及所有抗日力量、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殖民地统治、捍卫民族独立国家主权的民族性自卫战争。对于这样的革命实践转变，如何进行理论的阐释，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理论解释体系，并以这样的理论体系转而指导实践，同样是中共在抗战时期面临的重要任务。值得关注的是，不是中共党内所有人都能认识到这种实践转变过程的意义，中共在抗战初期一度出现的“左”的(拒绝国共合作)或“右”的(一切经过国民党)倾向，便是对实践转变认识不到位的结果，从而凸显出建立新的革命理论指导的重要性。因此，在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毛泽东在延安用了相当的精力从事理论著述，以建立中共对于这场战争以及新的革命的阶段性和全局性的理论认识和指导。 革命的性质及由此而导致的革命过程、领导、特点乃至革命的方方面面，首先决定于革命发生的历史背景和环境。熟读中国史书而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解释论的毛泽东，就是从中国历史入手，建立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论到：“由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半封建经济占优势而又土地广大的国家，这就不但规定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基本的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还有民族资产阶级的参加，并且规定了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这样的论述较以往更为清晰明确地提出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以及由此而决定的革命性质、对象、动力、方式等问题。毛泽东还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⑤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已经被毛泽东所反复论述，并在以往的革命实践中得以印证，而且在中共党内形成了高度共识。毛泽东的新贡献则是，将统一战线提到了极端重要的位置，这不仅是对过去“左”倾路线时期“唯我独革”、盲目排斥革命同盟军的拨乱反正，而且是基于对中国社会特性的深刻认识而得出的结论，即中国社会是“两头小、中间大”，因此必须关注中间阶级和中间势力，必须团结大多数。 在1939年12月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对前述问题的认识和论述又进了一步。他写道：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无产阶级是革命最基本的动力，贫雇农、中农、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的动力。但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毛泽东在此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概念，从而与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作了区隔。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一言以蔽之，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它的目标和前途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⑥ 1940年2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一生理论著述中最具开创性的篇章之一，是他有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源、性质、目标、路线、方针、政策等之集大成论述，也是中共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性论述。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的开篇提出了“中国向何处去”的命题，然后即提出，“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随后，毛泽东论述了建立“新中国”的阶段论。第一步，是进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个革命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但是，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这个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领导，建立的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为第二步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在“两个革命阶段中，第一个为第二个准备条件，而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但也不能“毕其功于一役”，“那就是空想”。这就是“现时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在中国从事革命的一切党派，一切人们，谁不懂得这个历史特点，谁就不能指导这个革命和进行这个革命到胜利，谁就会被人民抛弃，变为向隅而泣的可怜虫”。 在论述了革命的阶段论之后，毛泽东着重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诸般特点：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由无产阶级领导，以农民、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为基本力量，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建立既非资产阶级专政，也非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通过实行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权力。这个共和国的国体，是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是民主集中制。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实行节制资本，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操纵国计民生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应为国家所有，国营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并不禁止一般性的私营经济的发展。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毛泽东在文中驳斥了右的、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之路的看法，因为国际国内环境都不容许中国这样做，而且因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于其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就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同时，他也驳斥了“左”的、在当时就走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之路的看法，因为在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没有完成以前，“社会主义是谈不到的”；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而且第一步的时间是相当地长，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我们不是空想家，我们不能离开当前的实际条件”。 在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具体方面之后，毛泽东总结说：“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⑦ 通过这一系列的理论著述，毛泽东以其对中国历史，尤其是对近代中国历史的谙熟分析和对当时中国现实的精到把握，总结了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系统地、完整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等内容，以及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内涵和特征，勾画出中共将要领导建立的这个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蓝图。这不仅对抗战时期的中共建政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呼应了当时社会各界、尤其是中间阶层和中间势力的现实关切和未来要求，对他们也有相当的吸引力，有利于中共领导下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同盟的形成，更确立了中共未来建国的长远目标和长期革命路线。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重大发展，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也是他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国情，从而使其中国化的产物。从此以后，新民主主义革命，便成为中共领导的革命的标志和定性；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也成了中共领导和指引革命的指南。这还表现出中共在抗战时期的全盘工作着眼点，既在争取反侵略的民族独立战争的胜利，也在争取通过自身的努力为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未来长远目标准备基础和条件。 (责任编辑：admin) |